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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社区居民，负责直接从医药公司代购药品，减少中间环节，所购药品价格平均比药店至少低10%，这种“居民合作购药”模式不久前由河北石家庄一个社区健康俱乐部发起，受到了社区居民的热烈拥护。大药房被抢了生意自然不高兴，因而发出了“如此岂能保证质量”的讨伐声，意在运用行政力量加以制止。政府的态度则是：缺少政策支持，处在法律边缘，会一直注意其动向。基于这种态度，这一商业模式虽受到居民追捧，却名不正言不顺。
在商言商，商人基于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反对这种合作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合作购药”切走了很大一块蛋糕。但作为公众服务者的政府持如此暧昧的态度，就很让人不理解了：“合作购药”模式能给这么多人带来实惠，又没有损害到他人合法利益，政府为何不能旗帜鲜明地予以政策支持呢？要知道，老百姓无力承受经过多重环节盘剥之后的高昂药价，只能合伙买便宜药，这显然是一种消极的“合作求便宜”之举，属于一种朴素的自然权利。
自然权利是指人类在自然状态下，在自然理性的指导下，由自然法所保护的权利。比如，在原初状态下，面对凶猛的野兽，未有“现代合作理念”指导的自然人，会靠一种生存本能联合起来，拿起石块共同对付野兽———生存本能就是一种自然理性，“合作求生”就是一种自然权利。到现代市场语境中，“合作求生”就转换成一种“合作求便宜”：现代人所面对的并非丛林野兽，而是“价格野兽”。
虚高的药价就是一头价格野兽：从生产商到药房，中间经过层层加码，出厂价十几元钱的药，到了医院却成了100多元；医药业成为非常赚钱的新兴行业；以药养医成为各大医院公开的行为。在如此高价的压力下，老百姓想到了“联合起来以批量的形式购买便宜药”，这是一种出于自我保护、自然理性指导下的经济理性。对这种自然权利善加保护、予以规范应当是政府天然的职责。
当然，从市场的组织层级来看，这种朴素的“小共同体”的层次是比不上商业企业这种组织形式，但是，因为市场制度的缺陷，在我们的市场中，与商业企业这种高级组织形式对应的是高得离谱的药价。较高层级的商业组织形式，主要的发展动力来自于这套体系能极大地减少成本，但目前的中国医药市场却走向了反面。既然如此，老百姓凭什么不能“倒退”，选择“合作购药”这种虽原始却实惠的模式？
至于一些大药房质疑的“如此模式质量岂能得到保证”，这种霸道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药关系到消费者的性命，消费者有充分的经济理性来思考这一问题，他们的药购自医药公司，当然有质量保障。至于有关部门说的“新事物没有相应政策支持”更不是理由，没有政策支撑，为何不出台政策呢？毕竟政府不应该是旧政策的奴隶，而理应是合乎民意的新政策的制定者。
“合作求便宜”，是百姓在虚高药价下的无奈之举。如果有关部门实在无力降低药价以惠黎民，但至少应该善待黎民的这种无奈之举，并出台相应的政策来保障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吧，这难道不是政府“执政为民”的职责所在吗？
记者 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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