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皮：城市化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农民的生存状态

　　水皮

　　弱势群体之所以成为弱势群体，固然有个人的因素，但是制度安排起着关键的作用。

　　和城市买不起房的贫民或者虽然买得起房但却沦为房奴的平民相比，农民自古以来就是弱势人群的代名词。事实上，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正是打着城市化这面大幌子而推进的房地产开发，变成了新一轮的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再一次将他们推向失地的深渊，从而也使我们的社会面临拉美化的威胁。

　　城市化本来是近郊农民享受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一种必然，但是地方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使这种必然成为一种梦想。以城建的名义从农民手中低价征收土地，以市场化的名义将从农民手中征来的地高价批发给开发商，土地的增值部分就这样绝大部分成为财政上的预算外收入，而农民的未来则被抛给了下届或者以后的政府。

　　城市的居民买不起房，无非是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保障，而农村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则是失去了他们不能失去的保障，得失之间，考验的不仅是社会的良知，更是执政的能力。

　　数字表明，2005年全国土地出让总收入5800多亿，净收入2100亿，而全国财政收入是3.16万亿，地方财政收入是2.66万亿。尽管统计口径还不一样，但是毫无疑问，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各项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政府投资的重要来源。

　　无利不起早，个人是如此，政府也是如此，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在没有有效约束的情况下，大量的耕地被占用，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得不到保障。土地的利益分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如果说地方政府在城市

　　众所周知，实施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贯的原则。这个原则早在1996年就已经提出，1997年中共中央又出台11号文件，构建了政策框架，1998年，全国人大对土地法进行全面修订，建立了法律框架，2003年国务院部署全国土地市场治理整顿，2004年又出台《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10年之中，出台的一系列文件从基本的脉络来讲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是，最新的通知强调的是调整土地利益的分配机制，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对象则都是农民。

　　土地收益的调整，就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三个关系必须要考虑。其一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也就是说不能透支土地的未来收益来谋求今天的GDP增长；其二是城市和农村的关系。不管多严厉的耕地保护政策，城市化的进程是不可避免的，农村土地的收益不反哺农村的话，农民和农业就没有保障，更谈不上发展，而现在土地收益的绝大部分被政府用于了城市改造；其三是政府和农民的关系。中国农民之苦，在于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之下，始终处于自生自灭的自然状态，土地是他们维系生存的命根子和惟一的收入来源，千年以来的农业税是维系他们和政府的惟一纽带。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政府不管谁管？要确保农民的补偿、安置到位，就要在财政预算中列支，否则就无法保证支付。

　　其实，围绕土地出让金的处置，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考虑。财政部门的观点相对简单，把预算外的收入列入预算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职能部门则提出，关键在于明确各类比例，比如反哺农村的比例，然后按比例划分调拨。不管是财政部门也好，职能部门也好，曾经共同打过的小算盘就是按比例上收中央部门，由自己落实利益分配，这样的建议可想而知，并不能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

　　值得庆幸的是，财政部和国土资源部等部门正在联合制定相关的配套文件，规范土地利益的分配机制。从媒体的披露看，这样的规范将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土地出让收入纳入预算管理。规定土地出让收入全部纳入地方预算，缴入地方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二是土地出让要向“三农”倾斜；三是提高补偿建设用地的取得成本，降低地方政府新增建设用地的收益；四是加大建设用地的保有成本。提高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收标准；五是实行工业用地最低价标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水皮的脑海中都会出现一幅画面，一套三房一厅的住房居然住着4户房客，摆着两张双人床的大厅就是主人的一家卧室。这是北京西四环边上一家刚刚就地上楼的农民，几十万的补偿款买下这套住房已经所剩无几了，没有了土地，没有了收入，上楼的农民只能打起了出租住房当房东的主意，结果一家四口只能挤在大厅里。这样的画面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出现在水皮担当嘉宾的节目中，时至今天，水皮已经忘了栏目的名称，但是那两张并排的床给人的印象是那么的深刻，想忘也忘不了。难道这就是农民向往的城市化？城市化是改善了他们的生存状态还是恶化了他们的生存状态？

　　这还是北京近郊的农民，还是住上了高楼大厦的北京近郊的农民，还是有自己的住房可以出租的北京近郊的农民。

　　北京西四环距离天安门才有多远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