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制度创新就没有比尔·盖茨

　　国际调查公司佐格比（Zogb y In te rn a tion a l）和公共关系公司463 C omm un ica tion s，于日前对1203位美国成年人进行调查后得出结果：有21％的美国人认为下一个比尔·盖茨式的高科技资本家，将出自美国，可是，另外27％的被调查者认为，这样的资本家会来自中国，22％的人认为将是日本人。

　　不清楚这个调查是在什么背景下做的，但在我看来，对于中国内地，比尔·盖茨式的高科技英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理论上的或然率仍只会是一个梦想。我并不是贬低咱国人的智力，而只是认为，有时候，决定某个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企业经济增长规模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制度。比尔·盖茨，他不像国内的某些资本大鳄，“空手套白狼”，“转腾挪移”就能弄了个亿万家财。之所以能赚钱，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同时也站在创新的最前沿，是知识经济的杰出代表。

　　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提出过著名的制度变迁理论，他也因此而被授予

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对经济发展起决定影响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观点，就以经济增长的最大要素技术创新来说吧，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表明，其发展的速度取决于产权制度，正如诺斯所言，“直到现代，不能在创新方面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仍是技术变化迟缓的主要根源。”相比，在中国更是如此，研究所、高校里从事科研的人员或许就会碰到类似的事情，一项科研成果出来，往往第一作者是导师，第二作者是导师的人情，第三作者才轮到创新者本人。

　　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必须进行努力，但努力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生产性努力，一是分配性努力，生产性努力是一种创造新财富的过程，相比，分配性努力则是一种将别人财富转变为自己财富的过程，这种“搭便车”、“坐享其成”的行为，可以说是理性人的本性之一。显然，如果市场交易制度存在缺陷，产权不清晰，对正当利益的保护不够，又或者，社会腐败横生，公平与正义沦丧，分配性努力能够轻易地分享生产性努力的成果，那么，生产性努力就会变成不努力，生产者宁愿选择“闲暇”、“偷懒”，甚至向“分配性努力”看齐。

　　比尔·盖茨不是凭空产生，不是石头缝里面蹦出来的，用句很唯物的话讲，他是一个社会的产物。如果一个社会的教育制度不公平，又怎么能够让最有潜力的人才受到最好的教育？如果一个社会分配不公平、产权不明晰，谁又有积极性去努力创新？美国为什么能出比尔·盖茨，是因为他们有激励创新的良好制度和体制。

　　或许有人会说，比尔·盖茨除了是一个技术创新能手之外，还是一个很会赚钱的人。会赚钱的人才，中国从来就不缺少，古有陶朱公，富可敌国，近代什么徽商、晋商，都是经商的“好把式”，改革开放以后，又有了浙商等。他们努力从草根走向世界，但最后却仍摆脱不了衰落或者被打压的命运，徽商、晋商就不提了，就是浙商，成长的过程中同样经历过许多磨难。之于未来，他们仍然只是一群扛着财富的小小小小鸟，一不小心就会成为猎人的目标。我想，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要培养出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才，最重要的倒不是什么技术创新，而是要拿出制度创新的勇气和魄力。（4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