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政府有所为 有所不为

　　王东京

　　中国改革开放，广东是排头兵，领跑经济数十年，有口皆碑。然而风水轮流转，近些年，长三角地区后来居上，有超过广东之势。而广东也并非等闲之辈，岂能甘拜下风？我曾两次应邀赴广州参加省长座谈会，两次座谈，广东省正副省长全到场，对省府高层求新图变的决心深有感触。

　　7月底月举行的省长座谈会，主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面对资源、环境约束，广东要重铸辉煌，必须推动经济转型。不然，继续粗放经营，高能耗、高污染，待以时日，广东的竞争优势将消失殆尽。因此，改弦更张，加快产业升级，转向集约经营，时不我待。毕竟，广东开放得早，家底厚，人才济济，只要路子对，要继续保持经济强省地位，应不在话下。

　　经济转型不单是广东面临的问题，放眼国内，各个地方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这个问题更紧迫、更严峻。其实，对于经济转型，各个地方政府都可谓做到了目标明确，思路清晰，措施具体。遗憾的是，很多地方的经济转型虽有亮色，但转型效果却难如人意。何以如此？

　　经济学的一个原则是利益最大化。虽说政绩不单是GDP，但没有GDP则难以看出政绩。事实上，当下各个地方的行政级别就与GDP大有干系。比如大连、青岛是副省级，为何烟台不能是？原因很多，但不可否认，经济总量大小肯定是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是政府的不当干预，节能是明显的例子。由于

能源短缺所以政府要求节能。按照经济学原理，短缺的商品应该涨价。可奇怪的是，能源短缺之下，政府却不放开能源价格。其实，国内企业千差万别，能耗高不高，政府说不清，也管不了，降低能耗的关键在于能源价格。只要放手让市场调节，价格高了，企业自会精打细算，用不着政府操心劳神。现在的麻烦是，既要求节能，但又管制价格，让企业廉价耗能，前后矛盾，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由此看，推动经济转型，政府更应尊重市场规律。今非昔比，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企业，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说到底，是转变企业的增长方式，关键在企业的执行，困难在于，企业的目标往往不同于政府，甚至有时会大相径庭。比如，政府追求资源节约、环境美好；而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只要能赚钱，能耗再高，企业都会不管不顾。惯常的做法是政府干预，但这样做不仅行政成本高，而且容易滋生腐败。

　　假如由政府直接给企业规定能耗指标，由于行业不同，企业装备不同，对政府来说，将是一项浩繁的工程。更严重的是，政府给定指标，主事官员一言九鼎，企业就会去笼络那些官员。如此一来，官员创租，企业寻租，上下其手，节能势必流于形式。想当年，政府要控制城市户口，于是就有人去买户口；今天政府要控制能耗，谁敢保证企业不去官员手里买指标？

　　我一贯的看法是转变增长方式，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可为的是调节市场；不可为的是点对点地干预企业。

　　首先，能耗高低不要管，但排污标准一定要管。能耗多少，是企业的事，政府不必过问。只要把能源价格放开，企业节不节能，悉听尊便。如果能耗过高成本大增，收不抵支，它们自会考虑节能。但排污不同，它破坏了公共环境，增加了社会成本，所以政府一定要管住管好。

　　其次，企业关转不要管，但扶持创新企业一定要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论企业生产什么，是传统产品还是新型产品，政府不必去管，用行政手段关转企业，总归不是明智的办法。要知道，市场需求是多元的，有人喜欢油画，有人喜欢国画，各取所需，都有存在的理由。即便淘汰落后，那也得由市场出面。政府要做的，就是通过产业政策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因为科技创新，关系到国家的

竞争力。

　　再次，企业大小不要管，但安全生产一定要管。流行的说法，企业要做大做强。大而且强当然好，但事实证明，大不等于强，小不等于弱。科斯说，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交易费用，可见企业规模由成本约束，不可拔苗助长。因此，政府不可通过行政拉郎配做大企业，要应把精力放在安全生产监管上。

　　还有，企业内部的分配不要管，但社保一定要管。企业是经济主体，要追求利润最大化，故企业分配必贯彻效率原则。假若政府越俎代庖，给企业规定最低工资，结果不仅会削弱对外竞争力，还会导致更多的人失业。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得由劳动力的供求定，无需政府插手。政府要管的，是劳动者社保，社保落实了，稳定则无后顾之忧。

　　转变增长方式，政府不能不急，也不可太急。经济发展有自身规律，指望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政府与其亲历亲为，还不如多研究市场规律，因势利导，顺水推舟。

　　(作者系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