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廊女苟丽说起：不均权难共富

　　-笑蜀 资深评论人

　　报载，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会议，拟议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以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读到这个消息，我想起了发廊女苟丽的故事。

　　家处西北穷困山区的苟丽，一年种地收入总共不过2000来元，只能勉强维持家用。而 一次婚宴，就让她欠下三万元债务而且包括部分高利贷。全家不吃不喝至少十五年，才可能还清债务。无奈，苟丽夫妇只好选择了移民，跟一亿三千万农民工一样选择到大城市，寻找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非法生存是苟丽夫妇进入大城市之后的基本生存状态。但这并不是他们的初衷。最初，苟丽夫妇力图通过合法劳动来换取自己的生存资源。但出乎他们的意料，此路不通。“一开始，苟丽在一个服装批发市场找了份月薪300元的工作，陈小林在一家工厂找了份月薪350元的工作。夫妻俩算了笔账，房租50元，其他费用最省也得100元，一年下来只能落下5000元左右。‘债什么时候才能还完啊？’”

　　逐水草而居是所有活物的天性。既然合法的雇佣劳动水草匮乏，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急于突围的苟丽夫妇不能不另做打算。丈夫陈小林辞掉工作借钱买了辆旧

摩托车，跑起“摩的”生意。记者没有告诉我们“摩的”生意的收支状况，只是告诉我们跑“摩的”很累。但从苟丽宁愿背着丈夫主动跳进卖淫火坑这样的决断来看，跑“摩的”不止是“很累”而已，收入也应该非常微薄，以至让苟丽彻底失去了耐心。非法生存就这样发端。

　　苟丽夫妇的收入略有增长，但风险成本也随之节节攀升。星级宾馆的性服务早就是半公开的，尽管也属于典型的非法生存，但因其服务对象往往是社会上流阶层，所以有或明或暗的法外保护而颇具安全度。面向弱势群体的性服务就没这么幸运了，弱势群体不可能付得起高昂的保护费，因此必然构成选择性执法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苟丽未能幸免，很快就在“严打”中被抓，被收容长达4个月。城市生活非但没有改善苟丽夫妇的生存状况，反而雪上加霜。为此，与妻子重逢仅一天的陈小林只得改去“水草”较丰的北京打工，留下来的苟丽则只能重入卖淫火坑，并最终覆没。

　　通过苟丽夫妇沉浮轨迹的回顾，不难看到苟丽夫妇的生存空间是多么的窄。合法的雇佣劳动不是他们的出路，非法生存则更是他们的死路。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是当下政府改革的主题。而政府公共服务的首要对象，应该是像苟丽夫妇这样最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弱者。他们正是因为缺乏自我保护，在面对强势的资本时力量完全处于劣势，单靠个体自身根本没有跟强势资本讨价还价的资格，往往只能被迫接受强势资本的单边协议，而这种单边协议对像苟丽夫妇这样的弱者显然是绝对的不公平，劳动力价格和福利水平甚至低于生存底线。要求一个比较公正的劳动力价格和福利水平，没有一个有利于劳工权益保护的法治环境是不可设想的。而众所周知，建设这样的法治环境尚任重道远。这种情况下，像苟丽这样的弱者要么只能听任强势资本的宰割，彻底放弃突围的人生计划；要么狠下心来，拒绝雇佣劳动，成为个体劳动者。

　　但是，大都市并没有给苟丽夫妇腾出任何从事合法个体劳动的空间。对像苟丽夫妇这样既无特殊技能又无资金的弱者，城市管理者事实上只给他们提供了惟一一个合法选项，那就是接受资本雇佣。除此而外，几乎所有可行的选项都是非法的。一无所有的苟丽夫妇只能作城市苦力。但苦力又恰恰为城市管理者所深恶痛绝。尽管城市的就业空间，尤其是底层人民的就业空间越来越小，自由劳动自谋生路原本是缓解就业压力的一个最佳选择，但底层人民的生计似乎没有大都市表面上的繁荣和光鲜来得重要。于是，几乎所有大城市都对底层人民的自谋生路设置了尽可能高的门槛，甚至干脆赶尽驱绝。城管如刀俎、个体劳动者如鱼肉的景致，便像一部没有尾声的连续剧，不断在所有大都市反复上演。自由劳动自谋生路的风险成本因此高到极致，收益则降到极致。这种情况下，陈小林必然跑黑摩的，而且必然入不敷出以至让苟丽绝望，让苟丽铤而走险。

　　城市形象高于底层人民的生存权，这种现象在“以人为本”已上升为社会主流话语之当下不仅仍然存在而且非常普遍，其怪诞程度超出了人的想像力。正是这种怪诞，彻底堵死了底层人民除接受资本雇佣而外的其他的出路，彻底葬送了苟丽夫妇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性。

　　这里我们看到，像苟丽夫妇这样的底层人民，他们的贫困不仅是劳动技能和物质财富的贫困，归根到底是权利的贫困。正是权利的贫困，使得他们在进入城市社会时，在面对强势阶层时，没有任何权利庇佑，没有任何屏障使他们能够防范来自四面八方莫测的风险。接受合法的雇佣劳动，逃不脱资本的敲骨砸髓；拒绝雇佣作个体劳动者，又逃不脱权力的围追堵截。怎么选择都是错，怎么选择都无法突围。强者愈强而弱者恒弱，生存资源的配置格局如此顽强，似乎不可撼动。

　　因此，当弱势群体的苦难终于导致社会生态失衡时，当社会公正终于成为我们再也无法回避的问题时，当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局面，不得不关注弱势群体的救济，我们切不可把我们当施主，而把弱势群体当我们的施舍对象，只侧重如何从强者的残羹剩汤中舀几勺子倒给弱者。弱者原本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经济上自立。他们现在之所以做不到这一点，不是懒惰和无能，而仅仅是因为权利的贫困。他们既缺乏与资本谈判的权利，也缺乏自由劳动自谋生路的权利。这最大限度地加剧了他们的生存风险，抬升了他们的生存成本。

　　这就是说，弱势群体最需要的救济，不是物质层面的救济，而是权利上的救济。权利创造机会和财富，创造尊严，没有权利就没有一切。权利的贫困才是终极意义上的贫困，最可怕的贫困。物质意义上的两极分化其实不是问题的本源，物质意义上的两极分化只是果，权利意义上的两极分化才是因。要抑止两极分化，根本的突破口是改变传统的权利结构，只有改变传统的权利结构，才能改变传统的利益结构，包括传统的收入分配秩序。第一优先无疑是弱者的权利保障。“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仅仅从物质财富的分配角度来解决两极分化，只能在一时一地起作用；必须通过均权实现富裕，通过均权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实现社会的均衡和和谐。这，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

　　此种长治久安之道无疑很艰险，很曲折，但是，舍此我们别无它途。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