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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颖波
世风日下这个词，不是用来说某个人、某个群体的良心如何沦丧，只有社会的整体道德底线滑到一定程度才会用到它。遇到恶徒光天化日之下羞辱妇女而四下无人过问，遇到穷困潦倒者扑倒在地而行人脚步匆匆无人施以援手，往往在这时候，人们会慨叹世风日下。但其实，这种状况只不过是一次偶然的集体失礼而已，因为依照一些社会学家
的总结，出现这种情况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是一种特殊的群体心理相互感染所致。如果有明白其中道理的人在场，就很容易唤醒周围麻木的人们，这种局面也会立即烟消云散。
但是，真正的世风日下比这个可怕得多。这时的道德已不再是个人存于内心的约束，而是可以经常拿出来相互比较，这种比较，比的是所谓道德底线，是为求得一丝心理安慰，因此方向总是向下的。在这种不断地向下寻找支撑的过程中，社会全体的道德就开始崩塌。
这种感受随着我们社会转型的深入正在一步步地加剧。我个人对于商业社会的来临也由最初的欢欣鼓舞而日渐生出恐惧感来，这种恐惧现在已经达到了无以名状的程度。
当然，如果再把时间向前多推移一段，在欢欣鼓舞地迎接它的到来之前，我们原本就先有一种恐惧感的。我指的是1980年代以前，那时的教育始终都有使我们憎恶资本主义的目的在里头。
初中一年级时候，忆苦思甜活动还在继续，但已经不再是强迫我们每个人都去做喂猪的事了，而是换成一种讲历史故事的形式，这比在小学的时候好受多了。虽说这些故事大都来自红军长征、八年抗战之类，但也有专门讲述地主资本家如何残酷地剥削压榨穷苦人民的内容。地主逼租的事情特别多，还有抢夺民女；资本家们仗势欺人，压榨工人血汗也一样劣迹斑斑。阶级之间的斗争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有一次老师讲到了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确实是我们先前闻所未闻。
这个故事据说是真实的。解放前，北京有两家帽厂，都是老字号，竞争非常厉害。老师特意提醒我们说，资本主义制度把人彻底变成魔鬼，尽管他们同样都是工人兄弟最残忍的敌人，但相互之间也不放过，非要置对方于死地不可。于是处于下风的那个商人就出了一条计策。他先是到对方的店里买了100顶最贵的帽子，是当时北京城里达官贵人们喜欢的一种，然后又从全城招来100名乞丐。说每人发你们一顶帽子，三天内你们必须戴着这个帽子，在北京城最繁华的地段来回转悠。三天之后，来店里领一块大洋，帽子就归你们了。
结果这种帽子就臭了街。老师问我们这商人坏不坏。我们齐声说坏，坏透了，老师就告诉我们说，资本家窝里斗是天性，不值得同情，可怜那些穷苦的乞丐，以为得了便宜，其实还没转到第三天，大部分人就都遭到对方老板雇来的流氓的痛打，有些人竟惨死街头。
这个故事我听过之后得出了一些当时不敢说出来的结论：一是那个使坏的资本家确实聪明，能想出这样的计策让人不得不服；二是那些乞丐太傻，他们应该当时就拿着这种昂贵的帽子去找对方老板，肯定可以立即换回钱来，说不准还不止一块大洋。最重要的是不会辛苦了两天还要挨揍。
其实对于商人的鄙视我们从老祖宗那里就带到血脉中了，这种故事只不过更加深了我们的印象而已。成人以后，我们学到了一些现代观念，尤其是对于商业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经过一轮新知识的淘换，我们逐渐相信，商业本身对于社会的进步是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加，现代商业所包含的公平竞争、诚实守信、尊重法律和习俗以及对财产本身的尊崇导致积极面对人生的态度等等，都对社会的精神文明的发展有着最重要的作用，个人权利不可侵犯，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也随着商业的逐渐繁荣而生发出来。所有这些东西都在我们这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得到了证明。
但是我们没有忘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我们现在繁荣的商业并不像是西方国家那样走的是一条自然演进的道路，我们自己将这个过程称之为转型时代，就是说它是通过一种强大的主导力量来完成的。尽管我们都惊叹于这个伟大的、剧烈的过程所产生的翻天覆地的改变，却也不得不承认，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时段里，现代商业所包含的那些内在精神却没有来得及发育出来，而商业自身先天具有的对社会公德的破坏力却在不断壮大，很多为人的基本原则都被它消灭了。
1994年，我随一个新闻采访团去浙江溪口蒋介石老家参观。途中遇到了蜂拥而上抬滑杆的农民。“来吧，抬你上山呢，二十块钱，当年蒋总统一家出门就是这样呀。”那是我面对商业第一次感到手足无措。同行的人便开始了一场辩论。有心理障碍的人坚决不坐，感觉自己欺负人，不像话，但主张坐的人说出更好的理由，你同情农民就得坐他的滑杆，不然他怎么挣钱，怎么养家，人家农民都进入商业社会了，你凭什么反倒观念改不过来。商业社会就是这样平等，他出卖劳力，你足额付钱，这就是平等。如果你好心可以多给一点小费，但你要是不坐还给他钱，这就是鼓励他们不劳而获，他也不会心安。
农民朋友们为这种说法叫好，我们不觉得什么低贱，我们卖的是力气，又不是妓女，有啥不好呢。组织这次采访的单位为我们集体付了账，但是我和另外两个人始终还是没有上，那一次，我在道德观上开始有些糊涂了。
后来，我听到有人主张建立公开的红灯区也很惊讶，那人的理由好像也很说得过去，他说这事现在如此泛滥，证明有这个市场，不去规范管理也存在，白白流失了税收不说，性病也无法控制，最重要的一点，他问，人的智慧可以出卖赚钱，力气可以出卖赚钱，名声可以卖，资本本身更可以出卖，那为什么女人的身体不可以卖呢，她出于自愿，为什么不给她自由。那时候我已经年过三十，但在道德观念上已经糊涂到十分痛苦的程度了。
商业仍然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买卖也越做越大越做越多，可卖和不可卖之间的界限在无休止地模糊下去，人们却始终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争议，从1980年代末期反官倒开始，到愈演愈烈的腐败与反腐败，道德在商业社会下不停地挣扎，但它所能占的地盘却越来越小。行政官员的腐败让人丧失了不少信心，司法机构作为社会公正的最后关口也开始屡屡失守，而媒体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些身在其中的人，常常是借着维护社会公正的名义参与到商业活动中去，曾经打算将国家与教堂分离开来的人现在却将两者全都背叛，发表在报纸上的漂亮文字背后掩藏着他们惊人的私利。
我始终相信正义的永恒，相信社会公正存于人心，相信人类理想不灭，但现实残酷，竟不知道德会如何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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