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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颖波
不切实际的赞誉往往起到相反的效果。上周有篇报道把一项规模很小的民间调查结果夸大，说是公众评选出了中国十大宜居城市，上海、大连和北京分列前三位。对于生活在这些城市里的人来说，诸多不满反倒因为这种不切实际的说法被引发出来。
事实上，那只是一项关于什么是宜居城市的概念的社会调查，它通过访问这十个城市中的一小部分居民而得出的结论。原本并无太多意义，但却被报道者赋予了明显过分的意义。
不过，我们可以就此讨论一下“宜居城市”这个概念。
宜居的意思是适宜居住，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标准。和荒野山林比较起来，所有的城镇都更适宜人类居住。而在所有城镇当中，每多创造一点公共生活的条件，人们就会感觉生活比先前更适宜一些。如果一座城市的主导管理者真正有以人为本的理念，那么“宜居城市”应该是他们的第一追求目标。如果展开这种调查的动机也是促动、鼓励这一理念的发展，而非将取悦于官员当成动机之一，那也相当不错。
在被调查者中，分别有47.9%、46.1%和43.9%的受访者认为“交通方便快捷”、“城市干净整洁无污染”和“空气质量好”是成为“宜居城市”的必要条件，明显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治安状况”、“社会保障水平”等其它因素。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参考数据。说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对于环境的要求是非常明确的，同时也是实实在在的。
“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这是北京市刚刚通过的城市定位，将“宜居城市”列入其中而顶替了先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确应和了民意。如果我们把这种关于城市发展理念的变迁看成是政治文明进步表现的话，我们同时就可以得出一种结论，与之相对应、并不少见的那种好大喜功以及为迎合这种好大喜功而不惜僭越民意的现象，其实正是创建宜居城市的死敌。
在被调查的十个城市的范围之内，上海、大连、北京列前三位十分正常。这说明它们的民众满意度超过了另外七个城市。但民众对它们的满意度达到什么水平，报道中并未显示。不过可以想见，既然“交通方便，市容整洁和空气清新”这三项是被调查者最为看重的，那么根据现有的情况，大连的情况看来要更好一点。
据说，“经济发达，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实力强”是上海“宜居”的主要原因。而北京则是得益于“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在各方面都具有优势”。报道中的这种描述倒是能够引起人们在这两个中国最大城市之间进行比较的兴趣来。
北京和上海之间的比较一向不乏人参与。尤其是文化领域的知识分子最有兴趣。京派、海派也都成了含意确定的概念，两者之间的交流和对立冲突经常令人兴趣盎然，而他们对于自身检省也多是十分坦白的。过去有一种说法，“北京的官气太重，而上海的铜臭味太浓”。话虽不雅，却少遭人反驳，正合于各自的地位：一个是政治中心，另一个是经济中心。
铜臭味是说上海人认钱，看重商业文明，在先前被人诟病，现在倒也经常被人艳羡。说北京官气太重，也隐含着对北京居民的政治觉悟和敏感的赞誉，也让大多北京人倍感骄傲。每座城市都由其历史而形成了自身的鲜明特点，对一个外来人说宜居这个问题，莫不如先问他的生活志趣更合适。“惜孟母，择邻处。”孟子的母亲特别注重街坊四邻都是什么样的人，这是她出于教育孩子的考虑，其他人也一样。选择在哪里生活各有各的动机。
民众有根据不同意愿进行自由迁徙的权利，但对城市的管理者来说，这种自由就要小得多，他们惟一的选择是尽可能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使得选择在本地居住的人感到越来越舒服。他们需要明白的是，城市的特色是由城中的居民来决定的，所谓的城市定位首先必须符合居民的意愿。
如果作为反映民意主要渠道的媒体，出于一种不够正当的动机，僭越民意，营造虚假映象，传播不实信息，城市是否宜居先不提，至少民众在选择上就没有那么方便准确，这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种伤害。
前不久，一个电视节目报道说，北京有很多路牌拜管理者的疏忽大意所赐，出现明显错误，司机根据这些醒目的路牌开车不是绕远，就是进入到必被罚款的路段当中。节目播出以后，引起很大反响，后续的举报一直延续了很久。导致交通管理部门采取了一次严格的清理审查行动。说到宜居城市的建设，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如此，人民可以很方便地、不断地提出自己的要求，管理者尽心尽职努力实现，这样城市自然会变得越来越“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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