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皆可向往理想国

　　-本报首席评论员 邵颖波／文

　　人之为人，全因为其有群居的属性而致产生了社会。这一点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最为关键，没有社会属性人也就没有与其他动物区分的可能。所以，任何一个存在个人头脑当中的理想都必然包含有对社会的要求。国家产生之后，它的作用有两重，第一是将不同的社会划进同一个圈里(也可能是将同样的社会划到两个圈里)；第二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的 目的本身——它要严密地控制并改变社会。不得已之下，人对于社会的要求便化为了对国家形态的种种设想和企盼。这种理想模模糊糊说不清楚的人居多，能够自圆其说的，能够对现世产生即时影响或深远影响的，便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耀眼的伟人。

　　他们是中国的老子、孔子，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是马基雅维里，是拿破仑和那些有崇高理想的古代君王……还有那些辉格党人、联邦党人，甚至还包括了描绘了桃花源的陶渊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无为无争，是老子的理想，企盼哲人王是柏拉图心中所想，而共产主义的理想最为辉煌。

　　所有存在于头脑中的理想都天然具有付诸实践的冲动。而实践正是检查理想自身病状的医生。这名医生根本没有任何同情心，他的天职就是指出缺陷，其结果就是把一切美好理想的时代局限不留余地显现出来，他像是一个手持皮鞭的人，驱赶着人们不断地自我修正，不停地找寻更好的东西。实践的作用就是迫使我们不因为放弃而恼羞成怒，哪怕我们放弃的是刚刚得到的恋恋不舍的东西。

　　时下中国，人人皆盼和谐，政府与民众共商发展之良策，对于一种均衡的、和谐的，也是科学的发展观产生了强烈愿望。其中的道理也是一样，二十五年改革实践的结果要求我们不断进行修正。

　　二十五年以前的中国处于超稳定结构之下，计划经济和与之配套的上层建筑体系使整个社会趋向简单化，人们都说同样的话，穿同样的衣服，用相同的方式思考，也几乎受到同样程度的贫穷的威胁。当然简单化的社会也并非一无是处，它的社会矛盾也少，人们彼此对视少有不平之感。

　　但是，社会停滞更不被容许，贫穷的皮鞭打得人生疼，于是伟人再现。改革开始于小平先生，他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社会走进了富于竞争的市场化时代，效率开始大幅度提升，整体财富迅速增加。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改革当中更重要的后续效应，那就是改革自身产生了推动改革继续前行的巨大动力。到了改革中期，小平先生用另一句名言总结说：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社会对于增加财富的追求达到了最高阶段，而且实现了翻番的目标。

　　现在我们遇到的是新问题，也是中国几千年来文明历史中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我们处于一种多元化的混合状态：人和人有了诸多的差别，新的群体正在分化过程之中，精神层面上也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局面——人对生活的要求极度发散，人与自然的关系骤然紧张，这关系到现代人是否考虑为后代人留有发展空间的问题。同时，实践的惯性也给人强烈的压迫感，令人担心以降低前进速度来解决问题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现在看来，大多数的问题来自贫富分化的程度。改革之初，国家希望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通过这一办法打破以前那种绝对平均而导致的社会僵化和停滞。如果社会可以按照设计发展的话，那么后富的人应该迅速跟进，先富的人也应该十分人道地提供帮助。实际上，在所有学科当中，社会学这一门类是最不可能得到确定答案的。我们都知道，它的研究只是帮助我们在诸多选择中寻找次优答案。这也全是因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人的自身属性所致，人可以相对容易地寻找其他事务的规律，但自身规律却最难寻找。

　　在一个群体当中，开始有一小部分人显示出区别于他人一小点的优势，比如他的财富稍微比别人多了一点点，这很好，平衡被打破，竞争开始引出。其他人学他的方法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但接下来如果那一小部分人的财富继续增加，而其他人则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够跟进，便会引发冲突。如果情况继续发展，那一小部分人的财富已经增加到其他人绝对望尘莫及的程度，就伤害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希望，他们会认为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赶得上，于是就希望能够从富裕者身上直接分得一些，而那些富裕者，他们人数虽少，但因为握有超级财富而获得力量，他们将有能力保护自己，并且愿意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这上面。

　　这便是现今社会问题的后续反映——社会自身已经产生了维持现状的机制。现象就摆在生活当中，你可以从教育、医疗保障、就业等等方面观察，情况都差不多。

　　如果我们可以更早地预料到问题的出现当然再好不过，但预判多数只会被淹没在社会惯性的洪流之中。改革过程中间，关于公平与效率的争论从来未有停顿，但是只有当问题明确地出现并产生影响时，共识才有可能达成，正如目前全国上下一致寻找科学发展之路的情形一样。

　　当然，即便我们面临着诸多社会失衡问题，我们仍然不能把财富的不均当成公平问题本身。必须清楚的是，如果人们对于社会的公平产生怀疑，怀疑的对象也只是因为财富的差距所产生的地位和基本权利上的差异。财富本身当然是利益的一个部分，但不是全部。有钱人尽可以享受自己的财富，但贫困的人群同样应该保有公平的受教育的权利，生命和健康也应当得到保障，他们应当得到劳动的机会，在劳动就业当中保有尊严，并通过劳动使自己的个人素质和生活质量得以提升。国家对于其所属的社会来说，应当有义务使这些基本要求得到实现。

　　那么国家通过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些目标呢？收税当然是国家的一种手段，国家的经济力量来自于税收，然后将它用于各项公益事业。国家也可以厉行法治，还可以提倡有利于公益和社会健康发展的道德观念。任何一种形态的国家都在使用这些方法，但是问题仍然不能避免，原因在于这些手段本身的取向。税收可以调节财富，但调节的结果却不相同，法律和道德同样也不可能对每个人产生平等的结果。关键的问题是它们的产生本身是否经过了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正常博弈和妥协。

　　国家包含着不同的社会形态，社会包含着不同的利益人群，人又是时时都在变化的个体，世上可能没有什么事比这个更复杂、更不确定的了。最简单的结论就是，世上没有一种贤明的力量可以完全控制由人组织起来的社会，任何人也不能指望会有什么哲人王之类的超然力量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来分配财富和权利。人人皆可向往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也无须生活在别人的理想国之中。人人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而这些主张必须有一个可以表达的顺畅的渠道，它们之间的冲突也必须经过一种国家的保障来得以展现，而它的结果就应当是人类可以得到的最好的结果。说到底，国家的义务也就只有这么多，它必须保卫社会。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