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通胀要防止硬修正

　　本报评论员 张立伟

　　面对高通胀下持续数月的负利率，央行为何不选择大幅加息来抑制通胀，而频繁使用数量工具进行总量控制? 这其中大有深意。

　　为摆脱长期通缩，促进经济增长(就业)，中国控制并压低要素价格，依靠外贸驱动发展。在此过程实施适应性货币政策，实现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金融、国际收支和物价等多目标，以偏低的汇率和利率刺激投资和出口，而收入较低不支持消费的"高增长，低通胀"，也不支持提高利率。世纪之初美联储持续降息，造成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热和美国消费热，制造全球过剩流动性，中国作为最大FDI和贸易顺差国，影响最深。包括中国外储在内的资金持续返流美国令其维持长期利率较低及中国廉价货物涌入，造成美国资产泡沫和低通胀并存，延缓并加深了失衡危机。

　　大量外汇流入中国造成央行放款过多，转化为基础设施投资与出口产能，直到2004年，引发上游能源和资源供给紧张，中国才意识到需重估要素，本币升值压力较大。政策选择内部要素提价(通胀)缓解升值压力并推进转型。2005年以来每年提高水电煤等价格，积累成本型通胀压力，而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及美元贬值趋势，令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飞涨，向中国输入通胀。

　　因此，中国通胀由成本引发而非需求，是内部长期积累能量的爆发和外部输入因素放大，加息对此作用不大，只能依靠暂停要素提价和本币升值。此外，农产品供给紧张也是通胀主因，中国两亿农民进城增加农产品需求(吃猪肉的多了)，而减少了供给(养猪的少了);其次，要素价格上涨反映在种粮成本，且种粮利润相比务工太少，抛荒严重;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占用大量耕地。因此，应大幅财政补贴农业以刺激生产，增加供给。

　　令央行左右为难的是，货币政策是坚持多目标，还是以抑制通胀为主。中国工业产能大都供过于求，且成本上涨、消费低迷、外需减缓。如大幅加息，或会造成过剩产业大量倒闭;其次，降低外需和投资，须以扩大消费来弥补增长动力，若加息则鼓励储蓄，不利消费。中国需在增长(就业)与抑制通胀之间达成均衡，若以萧条换取通胀回落，结构失衡的中国经济可能百病爆发。但均衡点较难掌握，因通胀受美元贬值左右，而消费难以短期发动。

　　当前困局在于美元贬值造成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近期回落皆因期货年度结算和技术调整，而中国为稳定经济不大动汇率则会吸引热钱持续流入，从而导致利率和汇率同时面临巨大压力，实属罕见现象。此前，中国已数次提高准备金率和利率仍然无法阻止通胀，并非货币工具不够狠，而是名义汇率仍严重低估的表现，因此出现人民币强势与通胀并存的怪现象，一般而言强势货币不支持通胀。但人民币若大幅升值，央行显然不敢面对这一突变，造成灾难后果。

　　中国当前实施包括汇率小幅升值和信贷规模控制的货币紧缩政策抑制通胀，并用财政政策补贴农业生产和城市低收入者，是为化解不确定性赢取时间和空间而非治本。但愈加激烈的外部输入因素正在压缩政策性的缓冲时空，而空间的缩减也限制了各种政策工具的力度和作用，最后只能以一次萧条修正长期存在要素价值扭曲和结构失衡，而这种"硬修正"将付出惨重代价，除非美元奇迹般地发生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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