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农业投入 消除经济“瓶颈”

　　张立伟

　　 在3月5日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阐明今年着重抓好九个方面工作时，体现出对农业的异常重视。除了第二部分专门讲“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发展和农业增收”外，在以宏观调控为主题的第一部分，用接近一半的篇幅强调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主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严格控制工业用粮和粮食出口、遏制农资上涨等，显见农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关键所在。

　　 本届政府上台伊始，就遇上了粮食短缺导致的2004年短暂性通货膨胀，所以，更加了解农业之重要，在实施免除农业税等政策鼓励下，国内粮食稳步增产。但去年以来，种粮成本的提高和农产品短缺再次引发通货膨胀，此次通胀持久且更加严重。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是依靠一个庞大的、稳定的、任劳任怨的农业社会（农村劳动力）作为基础才取得了工业（城市）的快速发展，成就“中国奇迹”，那么，现在这个基础已逐渐消失，这意味着存量的改革成果面临不稳固，也缺乏经济成长的增量空间，死生之地，不可不重视。

　　 当前农产品供应短缺，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不可能依靠外部解决，否则将引起世界性灾难。而国内人均耕地只是世界的40%，退耕还林、工业开发、城市蔓延、日益增多的经济作物等都占用耕地，客观上减少了耕地规模；而另一方面，中国日益庞大的城市居民消费升级导致对饲养业和农产品加工业需求大增，分流严重，农产品能源化现象抬头，尤其是2亿多农民工进城对粮食和肉蛋类的需求大增。供给增加的弹性减少，而需求持续增长，这就是中国面临的困境，农产品短缺会导致CPI上涨进而牵制利率，不仅波及工业经济增长停滞，还事关社会稳定。

　　 除了自然面积的限制，更大的问题是农业生产不具有吸引力。改革至今已经有2亿多农民工进城，一户小农家庭一年的生产利润仅仅与进城务工一个月的收入大致相当，而随着通胀的长期化引发工资水平的提高，会吸引更大规模的农民入城，一方面，成为新增的农产品消费者，大幅提高城市农产品的商品化需求率；另一方面，农牧产品的供应量则会因劳动力的流失而缺乏。其次，留守土地的农民更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这些人根本不具有引导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能力，农业生产率难以提高；其三，由于进城就业的不稳定性，土地成为农民工的一种生存储蓄，只有就业不好的时候才用心种田，否则就是抛荒。

　　 当前农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经济的转型更需要扩大农村的消费来消化过剩的产能，才有产业升级的过渡时间，如果农产品短缺成为常态，其所引发的通胀足以毁灭已经创造的辉煌的城市经济。因此，三农问题需要强有力的政策出台才能化解日渐加重的危机：首先，土地所有权问题应该解决，如果土地不可流转，则无法避免抛荒，而缺乏土地所有权，农业生产也就难以以此抵押获得金融支持；其次，应研究如何实现农民工转换为城市居民，农民工的迁徙性是导致土地荒废或者生产率不足的主要原因，只有农民工成为居民，才可能产生土地的规模化效应，这需要在住房、社保、教育等方面扩大公共财政投资；其三，最具可操作性的是大幅提高粮食生产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