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倍增计划需以市场主体平等为原则

　　面对物价持续上涨、外需减退的内忧外患，有关部门终于以“工资倍增计划”进行反击，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崔仁泉26日表示，广州将着力建立健全劳动报酬的公平合理分配制度，全面实施“工资倍增计划”，从2008年起力争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每年递增12%以上，到2012年左右，实现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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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资倍增计划虽未实行，其提出却令人鼓舞。因为这意味着政府已经意识到我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正如去年12月6日本报社论《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经济降温》所指出的：“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最大的缺憾在于，没有国民收入培增计划使国民财富同步增长，反而使国民成为改革成本的长期承担者，并因此留下内需不振、经济失衡、社会矛盾激化等种种后遗症。”

　　我们对“工资倍增计划”的呼唤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我国居民收入增长长期落后于经济增长，导致国民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根据清华大学研究数据表明，我国初次分配中间劳动收入的比重，1990年为62%，最新的数据，2005年是降到了42%，而一般的发达国家的这一数字为75%左右。由于内需不振，过于依赖外需，我国经济缺乏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畸高的贸易顺差有导致当前通货膨胀治理的尴尬：大量人民币为了维持固定汇率而发行，因此利率政策无法从根源上回收流动性，而骤然提高汇率，又会让大量依赖外需的制造业濒临破产境地。撇除货币量增加的因素，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消费物价上涨有成本推动的合理因素，而投资品价格上涨则存在大量泡沫。因此，通货膨胀的输入性性质，令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陷入两难，而通货膨胀的结构性扭曲，又令一刀切的物价管制无法有效抑制物价。而解决这一切唯一的钥匙，就是提高居民收入，缓解收入差距，刺激内需。

　　然而，提出了“工资倍增计划”，是否就能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呢？历年来，政府的工作报告无不把提高人民收入当作“重中之重”来抓，但我国的居民收入一直落后于经济增长，且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事实证明，在政府主观愿望之外，存在抑制劳动工资收入的因素。

　　在市场经济下，倘若市场主体的议价权不平等，那么供求关系就无法在价格信号中得以呈现。而市场主体议价权不平等的原因，在于市场主体之间的不平等上，正是议价权利缺失，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因此，必须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工资倍增计划”不能理解为“按即定目标提高工资”的指令性计划，而应理解为在平衡市场主体议价权，恢复价格信号功能的基础上，逐步恢复劳动者工资欠账的尝试。

　　我们注意到广州市社会保障局提出的两个办法：即全面实施工资集体协商“共决机制”三年推进计划，实现同工同酬、公平分配，以及建立企业贯彻工资指导线的备案制度。这对劳资之间的权利平衡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我国的市场主体不平等问题，涉及城乡二元对立、国有资源垄断等诸多方面。其中，城市职工的工资以外来人口的工资为参照，而外来人口的工资又因农村收入过低、城市福利匮乏而被压低。非垄断行业与垄断企业之间的议价权不平等，必然导致从业人员之间的薪资分配不公。这些都不是仅仅将视线集中在“工资倍增”的数字幻觉就可以解决的。

　　在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日本当局明确指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必须致力于纠正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的生活上的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造就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形成了日本社会将近1亿的“中产阶层”。这说明广州的“工资倍增计划”有光明的前景。有意改善居民收入水平、提振内需的政府必须痛下苦功，敢于向既得利益阶层的特权开刀，以“市场主体平等”的基本原则，拨正扭曲的价格形成机制，为经济发展找到长期的内在动力则“工资倍增计划”取得实效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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