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富豪到赤贫：伤害性力量的典型样本

　　肖擎

　　许明皓曾是名震全国的苏州企业家，早在上世纪70年代，由他创办的苏杨实业公司就创下了上百万元的年产值。1991年1月10日，许明皓因涉嫌贪污被刑拘。随后，苏州金阊区检察院起诉许明皓犯有贪污罪。理由是1988年至1990年5月，许明皓利用担任苏州市杨舍购销公司总经理职务之便，以生产费、会务费、外协等名义，非法占有公司5347元、美煌牌录像机2台以及建筑材料等物，合计人民币14526.32元。(1月15日《江南时报》)

　　媒体将这起事件称为“从富翁到赤贫的

维权之路”，可见它所要传达的有别于弱势群体维权的另层含义。在一般人印象里，维权似乎天然是底层人员的专属法律工具，而社会精英由于掌握着较为丰富的社会资源，很少需要以维权手段继续生存和发展。许明皓的经历打破了人们这种习以为常的认识，暗示在社会制度存在诸多弊端的情形下，法律会以畸变的方式体现出“人人平等”的属性，制造出普遍的人身灾难。

　　许明皓的维权案例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在改革开放初期，虽然国家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和社会成员自主创业，但对这种创业规模有严格限制，仅“对雇工超过7人的大户不予进行工商登记”一条，就不知把多少拥有商业理想的人挡在门外。在这种情况下，不规范但十分有效的“傍大佬”现象应运而生，俗称“红帽子”，一旦企业打上“红”的标记，便可以走上阳关大道。许明皓的悲剧是历史清算的结果，也是市场认识混乱不清的必然性结局，将市场行为政治化，将企业行为过分与腐败挂钩，最终在许明皓身上试验出政治给市场纠偏的严重性失误后果。

　　法律并非只是维权的有效工具，在有些情况下，它同样可以成为一种资源性的浪费，并且制造伤害。许明皓悲剧揭示的是如何监管民营企业领导者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自然应该沿用《经济法》和《公司法》等专业经济法规，而且只宜进行经济处罚，其他的处罚应建立在行为的外扩上。尽管许明皓所在的企业有红色背景，但由于其并非红色代表，我们不能对其进行综合权利的剥夺，“从富翁到赤贫”表明，施于许明皓的就不只是经济处罚。这种法律资源的过渡浪费，于公民个体而言是一种伤害，对于国家秩序而言，也是一种侵蚀。

　　法律资源的浪费，也许只是一个失误，但其释放的伤害性力量很有可能导致一个公民背负一身的艰辛。许明皓还在维权路上艰难跋涉，通过这起事件，我们也许应该深刻反思法律的不由自主，应该警惕各种权力主体以法律的名义实施的各种攻击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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