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维中：不能用高增长低通胀来解释经济并不过热

　　◎ 房维中

　　当前中国经济是否过热，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否认过热的主要根据，是中国经济高增长而没有出现高通胀，当前是加快而不是过热。认为过热的主要根据，是当前建设规模过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严重不平衡，难以可持续发展。通货膨胀是经济过热主要是投资过热引起的，而且有一个滞后期。等到出现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再去制止经济过热那就晚了。我支持后一种观点，不赞成前一种观点。

　　历史的经验可以作证

　　可以对我们经历过的几次过热进行粗略的回顾：

　　第一次经济过热，是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从大办钢铁发展到无数个大办，基本建设投资的三年增速为87.7%、30%、11.1%，三年间增长了1.71倍，年均增长40%。在投资拉动下，经济的增长速度1958年由上年的5.1%上升到21.3%。由于建设规模过大，国家财政连续三年出现巨额赤字，银行现金投放过多，出现了通货膨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58年为-1.1%，1959年为0.3%，1960年为2.5% ，1961年上升到16.1%，严重通货膨胀出现时间滞后于经济过热时间一年。由于经济承受不住，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调整，把投资规模压缩下来，遏制住了通货膨胀。

　　第二次经济过热，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7、1978两年。为了追求新的大跃进，基本建设规模又搞大了，1978年建设规模比1977年增长了31%，经济增长速度由上年的7.6%上升到11.7%。由于建设规模过大，国家财政在1979、1980连续两年出现了赤字，银行信贷投放过多，引发了通货膨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78年为0.7%，1979年为1.9%，1980年上涨到7.5%。通货膨胀出现时间滞后于经济过热时间两年。由于经济承受不住，1979年不得不进行调整，1980年被迫进行大调整，把建设规模压缩下来，遏制住了通货膨胀。

　　第三次经济过热，是1984年到1988年的追逐经济翻番和提前翻番。198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上年的16.2%上升到28.2%，1985年又上升到38.8%，1986年实行软着陆，投资增速减为22.7%，1987年减为21.5%，1988年又上升到25.4%，经济还没有着陆又再次起飞，固定资产投资五年间增长了233%，年均增长27%。在投资拉动下，经济的增长速度1984年由上年的10.9%上升到15.2%，1985年为13.5%，1986年减为8.8%，1987年又上升为11.6%，1988年为11.3%。由于投资增长过快，国家财政赤字逐年增多，银行大量投放货币，再次出现通货膨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83年为2.0%， 1984年上升到2.7%，1985年上升到9.3%，1986年下降到6.5%，1987年为7.3%，1988年上升到18.8%，1989年仍然为18%。由于经济承受不住，不得不从1989年起进行再一次大调整，把投资规模压缩下来，遏制住了通货膨胀。

　　第四次经济过热，是1992年到1994年的大干快上。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年增速为44.4%、61.8%、30.4%，经济的各年增速为14.2%、13.5%、12.6%。由于建设规模过大，国家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银行大量投放货币，又一次出现了通货膨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91年为3.4%，1992年为6.4%，1993年为14.7%，1994年上升到24.1%。由于经济承受不住，不得不又一次进行大调整，把投资的增长速度减慢下来，1996年减到14.8%，1997年减到8.8%，遏制住了通货膨胀。

　　以上四次经济过热，都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导致财政赤字增加和银行投放过多造成通货膨胀，不得不进行调整。

　　2003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又出现了过快增长的势头。2003年到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由前三年的平均13%上升到25%以上，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三年达到10%。这一次出现的问题与前四次不同，没有出现资金不足，也没有出现通货膨胀，而是出现了对资源的无序和过度开发，部分行业盲目扩张、产能过剩，出口过多，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加剧。全国能源消耗总量，2000年到2002年三年间增长了13.4%，年均增长4.2%；2003年到2005年，三年间则增长了46.6%，年均增长13.6%，国内能源总需求远远超出了国内的能源总供给。主要污染物中的二氧化硫排放量，2000年到2002年是逐年减少的，2003年又显著增多，2003年到2005年三年间增长了32.3%，平均每年增长9.8%，大大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 对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危害。2005年我国GDP相当于全世界的4%～5%，但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源消耗国和最大的环境污染国，煤炭的消费总量已占全世界的36.9%，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已占世界第一位。这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最大的恶果是资源和环境难以为继，国民经济难以可持续发展，它的危害不下于通货膨胀。

　　当前经济过热的主要标志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并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要求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要求调整推动发展的思路，转变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主要依靠工业带动、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并导致环境恶化的增长方式，努力建设

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2006年国家计划把固定资产投资预期增长速度由上年的25.7%降为18%，同时把经济的预期增长速度由上年的10%降为8%，并把单位产值能耗降低4%、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2%作为约束性指标，是实现国家“十一五”战略意图开局之年经过深思熟虑所作出的整体安排。经验证明，既要追求过高速度，又要结构趋向合理，又要节约能源和减少污染，那是做不到的。只有把投资的增长速度降下来，并调整投资结构，才能防止经济过热，避免造成更大的结构不合理和产能过剩；才能减少能源消耗，实现节能和减少污染两大约束性指标。2006年国家计划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计划，是保证国民经济平稳而较快增长的计划，得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但是，这一计划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2006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出现了过热，出现了过度和无序扩张：

　　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6月比上年同期增长29.8%，其中城镇投资增长31.3%，采取若干宏观调控措施后，1～8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然达到29.1%，增幅不是比上年减少而是增加。预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全年增幅不会低于25%。这样，2006年当年新增国内生产总值将有90%以上几近全部化为固定资产投资。

　　2、有关部门对8个省区1～4月投资亿元以上的3779个新开工项目自查材料汇总，有44.2%的项目没有土地批准文件，有43.9%的项目没有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这虽还仅限于自查的材料，但已足见新开工项目的混乱和地方政府以及基层管理部门的有法不依。亿元以上的建设项目尚且如此，上半年全国新开工项目9.9万个，突击上马、违法违规的项目更不会在少数。据今年9月11日新华社报道，安徽省98个工业园区4600个企业中，60%没有进行环评，没有一家园区达到环境监管规范要求，这些虽然不都是今年上马的，但包括了今年上马的项目。

　　3、上半年，在60多个行业中有36个行业投资增幅超过40%，在31个省区市中有11个省区市投资增幅达到30%～40%，有7个省区市投资增幅超过40%，地区之间存在严重的产品结构趋同。一些地区片面追求自成体系和区内平衡，水多加面，面多加水，势必加剧全国的产能过剩，带来更大的金融风险。

　　4、由于投资规模过大，造成钢材、水泥等的需求量增加，一些需要淘汰和限制生产的钢铁企业又把设备开动起来，造成生产的更大盲目性。

　　5、由于重化工业的盲目扩张，资源和环境承载压力也随之增大，节约能源和减少污染的目标将难以实现。今年上半年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11.8%，其中煤炭消费总量增长了10.7%，单位能耗上升0.8%，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加6.5%，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增加4.1%，就是一个警示。

　　对于上述情况，还不能判断为经济过热，那要出现什么情况才算经济过热呢？

　　有的学者称赞当前全国的经济活动还在正常的区间，或者“在宏观调控的‘目标区间’行走”。不知道这里所说的宏观调控的“目标区间”是什么。在正常情况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年度计划所规定的预期性指标(即国家期望的目标)和约束性指标(即必须确保实现的目标)就应当是宏观调控的“目标区间”。抛开全国计划另外寻找和设立“目标区间”，那是没有依据的。说当前“并未出现供求失衡”，这缺乏说服力。许多产品产能过剩，就显示了供求失衡。产品的大量出口，顺差过大，这也显示了供求失衡。

　　必须指出，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基本上不是来源于经济因素，而是来源于多数地方政府为了在“十一五”期间继续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掀起的新一轮大干快上。

　　按照经济因素来说，“十五”期间由于过度投资已经出现一些工业产品产能过剩，相关产品价格下跌，库存上升，企业利润减少，亏损增加，潜在的金融风险加大，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理应降下来，降到正常水平。但是，2006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降反升，这就不能简单归之于经济因素。

　　许多地区制定的“十一五”规划和2006年计划，都延续了2003年以来提出的奋斗目标，把“加快发展作为主旋律”。他们的口号是：“坚定不移加快发展，决不能有任何动摇”。为了加快发展，他们都坚持“狠抓项目不动摇”，坚持以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把招商引资作为政府工作的主要任务。2006年开始，不少地方都根据自己的发展目标，提出了一个招商引资的大单子，并且给所有部门规定任务，责任到人，定期检查，年终评比。有的项目招商由地方政府首脑直接负责，大大地强化了招商的力度，直接地指挥了资源配置。这种地方政府代替市场主体，把市场行为变为政府行为的招商引资，造成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并使固定资产投资陷于极大的盲目性。

　　怎样看待当前的高增长、低通胀

　　有些文章把当前的高增长、低通胀作为经济形势好的主要标志，把它作为否认经济过热的主要依据。对此，我认为有深入分析的必要。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0.9%，其中一季度为10.3%，二季度为11.3%。国内外一些权威机构已作出预测，全年增速在10%到10.5%之间。

　　应当分析一下，这10%以上的增速是怎么来的：

　　1.它的很大一部分是靠过度和无序的固定资产投资扩张带动的。而10%以上的新增国内生产总值又几近全部化为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用新增一元钱的投资来新增一元钱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样，2006年的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由上年的43.4%上升到48%以上(2000年为36.4%)，最终消费的比重将由上年的52.1%下降为48%(2000年为61.1%)，其中居民消费将由上年的38.2%下降为不到35%(2000年为48%)。这不仅使投资效率大大下降，而且使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更趋尖锐。显然,这种高增长是以压低消费主要是低收入者的消费为代价的。

　　2.它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地区的大量重复建设带动起来的。这种重复建设将造成更大的产能过剩，造成更大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

　　3.它是以更大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固然超过了国家计划的预期目标，但降低单位产值能源消耗和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两项必须确保实现的约束性指标却完不成，应当认为这是得不偿失的。

　　4.它是靠过多地出口带动的。出口过多，外贸顺差过大，加剧了国际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大了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以上可以说明，今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不是一般的快，而是过快，有很大成份是不正常的，是难以为继的。这种增长速度越高，其副作用越大，付出的代价越大。不问付出的代价多大，后果多么严重，只要快就加以赞扬，那是不妥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今年1～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1.2%，确实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也无明显的通货紧缩。但是，我们应当分析一下这是否可以令人高枕无忧。

　　按照一般的规律，投资过大必然会出现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从而带动消费品价格上涨，造成通货膨胀。今年1～8月，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6.2%，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只有1.2%，上游产品涨价没有传导到下游产品。这是因为下游产品严重供大于求，销价不但涨不上去，而且有些还要继续削价才能维持企业的生存。如果重化工产品也出现更多的产能过剩，其价格也要下降，那通货膨胀更难以发生。这表明，是产能过剩抑制了通货膨胀，其代价是大的。

　　按照一般规律，产能过剩必然会出现价格下降，造成通货紧缩。我国的消费工业品生产能力已经严重供大于求，如果更多的重化工产品也出现产能供大于求，通货紧缩就必然出现。现在所以没有出现，是因为一经发现生产资料产能过剩，各地就鼓动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用扩大建设规模的办法来消化生产资料的产能过剩，用来抵消通货紧缩的发生。但是，越是这样做，就预示着造成更大的产能过剩。这表明，是加大投资抑制了通货紧缩，其代价是大的。

　　中国当前就处于这种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相持的时期，也可以说是通胀与通缩趋势共存的时期，也是我们为此付出更大代价的时期。低通胀或低通缩的时间持续越长，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不问低通胀是怎样产生的，不问其付出代价多大，后果多么严重，只要是低通胀就加以赞扬，那也是不妥的。

　　因此，当前的高增长、低通胀，不是可以令人放心，而是令人担心。解此困危的根本之道，在于认识当前经济已经过热，下决心毫不动摇地通过宏观调控把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降下来，并切实调整投资结构；采取积极的措施把居民消费增长上去，并切实调整分配结构。绝不要再留恋和陶醉于当前的“高增长、低通胀”，更不要再火上浇油。也绝不要相信制止这种过热会轻而易举，更不要为一些假象所迷惑。

　　根源在于体制和机制

　　为什么这些年来中央政府一直强调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制止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而又年年控制不住？除了认识上的原因以外，根本的原因在于体制和机制。中央的宏观调控权和地方的计划自主权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中央制定的全国计划与地方制定的地区计划预期目标不一致，各地区执行的是地区的计划而不是全国的计划，因此全国计划往往被架空；中央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因为与地方利益相冲突而难以做到令行禁止。其次，地方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往往不是以市场为主体，而是强化政府的意图，由政府直接规定建设项目，主导资源的配置。由于市场不能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中央对市场经济采取的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措施就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讲话中指出：“体制机制不完善、改革不到位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如不加快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就没有坚实的体制基础。这些问题既是经济运行中重复出现盲目投资和较大波动的根本原因，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2006年9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包括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滞后，投资盲目扩张、重复建设严重，乱占耕地、破坏矿产资源现象屡禁不止，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环境污染、安全生产等方面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主要原因在于体制不完善，特别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只有加快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和管理创新，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要求。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

　　温家宝总理指出：“政企分开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必须重申，凡是应该由企业自主行使的生产经营和投资决策权，都要由企业自行决定、自行负责，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都不得包办企业投资决策，干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当前，要坚决禁止各级政府替企业招商引资，层层分解并考核招商引资指标。政府要将抓经济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为各类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

　　温家宝总理指出：“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执行力弱，政令不畅，有令难行，甚至有令不行，政策落实就可能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状况，也会使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损害。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区域之间差别较大，需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央要把握工作全局，区别不同情况，实行分类指导。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观念，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从本地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但在政策执行上不能打折扣，更不能各行其是，要确保政令畅通，维护中央权威。当前，各地方、各部门都要贯彻科学发展观，正确认识和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近期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宏观调控的决策和部署，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新开工项目，严格执行土地管理、节能降耗、保护环境等方面的要求。要加强督促检查，严格执法执纪。”

　　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的决心。拥护党中央、国务院把这些改革的理念通过法律法规尽早付之实施。

　　随着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各地区以行政区划为界、画地为牢、自成体系的计划体制也必须改革。既然政企必须分开，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全国又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地方政府没有必要也没有条件再去制定无所不包的地方计划，再去规定地方全面核算的GDP增长指标，而应当只制定依靠地方财政支付的建设计划和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相结合的公共服务计划，切实把政府的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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