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中国早期工业化

　　一个健全、稳定的金融与货币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金融体制要适应市场发展的要求。

　　文/梁小民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19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之下，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但基本都不成功。不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封建政治制度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制约，但不可忽视的是，金融体制的混乱使企业缺乏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清代的币制相当混乱。从理论上说，清代币制是银本位，但事实上一直是白银和铜制的制钱并行流动，这就形成一种平行的双本位制。白银和制钱都作为货币同时流动，又没有一定的法定价值相联系。在现实中，流通的货币种类繁多芜杂。在白银和制钱之外，还有外国流入的银圆、自己铸造的银圆，还有作为银行券的纸币钞票。钞票中有钱庄、票号、银号发行的钱票、银票，又有政府发行的官票和宝钞，以及外国在华银行发行的兑换券和华商银行发行的兑换券。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起又有了政府铸造的铜圆。

　　尽管清末建立了户部银行，并在1908年改组为有中央银行性质的大清银行，但它并不是唯一的货币发行银行。发行货币的主体有中央与地方政府，有官方与私人，有国人与洋人。各种货币同时作为市场交易媒介使用，其混乱状况可想而知。

　　白银的复杂“平色”

　　清政府对制钱管得很严，只能由政府铸造，而且制钱的规格有大致的法定标准，百姓或银号等金融机构私铸制币是要治重罪的，但对银锭、银块的铸造并不干预，对银的成色和重量也没有法定标准。而且，并没有出现由政府铸造的银铸币，始终处于秤量货币的阶段。这就使作为本位货币使用的白银在流通中极为混乱。

　　流通中的白银称为纹银或马蹄银，按重量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50两左右的称为元宝，3～10两的称为中锭(亦有10两者称为中锭，3两、5两者称为小锭)，其余更少者称为碎银。当白银这种贵金属作为货币时，我们称之为商品货币。商品货币的价值由其内在价值决定，而其内在价值取决于白银本身的重量和成色(纯度)。白银的重量标准称为“平”，成色标准称为“色”，由于当时任何人都可以铸造银块，平色就相当混乱。

　　就“平”而言，各地有不同的标准，各省有各省的“平”。梁启超在其所著的《币制条议》中列举了73种。唐有壬根据中国银行所编的《国内汇兑计算法》列举出各省的“平”共有171种，主要有5种：作为纳税的标准、征收各项租税时通用的“库平”；征收漕银折色所用的“漕平”；对外贸易所用的“广平”；征收进口税的“标准平”(又称“关平”)、“公砝平”。据在海关任职多年的美国人的计算，这5种“平”的关系是：

　　关平100两=广平100.2927两=库平100.9956两=漕平102.8108两=公砝平104.6517两。

　　这么复杂的“平”，能便利于交易和商品经济发展吗？

　　白银的“色”，或说含纯银量的多少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当时的白银按成色分为纯银、足银、纹银和标准银。纯银实际上并不是100%的成色，市场上作为计算银两而用的并不是足银，而是成色低于足银的标准银，50两足银的元宝等于标准银52两7钱。“色”也如此复杂，普通人怎能搞得清？

　　银钱比价乱象

　　作为重要本位货币的白银本身是混乱的，它与流通中常用的制钱的比价更为混乱。银钱比价不是由政府规定的，而是随行就市。嘉庆十五年(1810年)前，曾有过1两银子兑换制钱1000文以下的情况，称为“银贱钱贵”。鸦片战争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1两银子兑换制钱1000文以上，称为“银贵钱贱”。此后，银钱比价一直处于波动之中，但基本趋势是银贵钱贱。

　　由于清政府滥铸滥发大面额的铜铁大钱而引发了通货膨胀。鸦片战争的赔款以及镇压太平天国庞大的军费支出使本来就不宽裕的清政府财政更为困难。清政府与现代所有有财政困难的政府一样，采用了最能立竿见影的滥发货币的做法。在使用金属货币时代，由于铸造铜钱的原料缺乏，就铸造大面值的制钱。例如，每枚等于1000文的当千铜大钱，其实际价值仅为38文；又铸造以铁为原料的大钱，增值更多。

　　与此同时，清政府又印制了各种面值的银票和宝钞，并规定了铜铁大钱、宝钞、银票之间的比价。为了发行官票和宝钞，还在咸丰三年(1853年)设立了官银钱号(俗称“四乾官号”)，第二年又设立了“五宇官号”，宝钞越发越滥。原来只有500文、1000文、1500文、2000文四种，以后有了5千文、10千文、50千文和100千文，并强令民营钱铺替它代兑宝钞。在1853～1861年间，大钱和票钞的发行已达6000多万两银子，占同期财政收入的70%左右。

　　政府滥发钞票引起币制和金融混乱，物价上涨。1853年，1两银换钱不过4000文，1861年已达3万文。大钱、票钞发行最集中的北京，物价远高于外地。金融的混乱引起朝中关于本位货币的争论。有主张用银圆者，有主张金本位者。直至宣统元年(1909年)，才决定用含纯银九成的银圆。两年后，清王朝就灭亡了。

　　前车之“鉴”

　　中国的民族工业，无论是官方的洋务运动，还是刚起步的私人企业，处在这样一个金融和币制混乱、政府滥发货币和通货膨胀的时代，刚刚萌芽就蒙上了一层阴影。在这种环境下，无论是官办还是民办的企业，筹资困难，一开始就先天不足。

　　现代社会不再会有这种币制混乱的状况，但金融稳定也是经济发展的前提。金融体制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才有利于促进各种经济共同发展。金融改革是为市场化改革服务的。研究历史上金融体制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对我们当今深化金融改革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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