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你自己的 还是我们一起做

　　★文/丁元竹

　　继卫生改革和教育产业化问题遭到全社会一片指责之后，现在购房难问题也遭遇同样境况。中国怎么了？卫生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和住房产业化出了什么问题？其实这三个问题的实质上是一样的。抛开卫生和教育不谈，购房难首先难在政府过早、过于彻底地推出住宅领域，把全社会住宅推向市场。要走出这种对于市场的过度依赖，中国必须反思自己的发展哲学。

　　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政策研究所生活标准研究项目主任、资深经济学家Jared Bernstein，在其新作《同舟共济—公平经济共识》(ALL TOGETHER NOW，Common Sense for a Fair Economy，下称《同舟共济》)中，反思了美国近230年的历史及其在经济技术不断进步前提下的日益突出社会问题，也许能够对我们产生一些启示。

　　“做你自己的”

　　Jared Bernstein认为，坚持以人为中心和保证人人能够分享发展成果的公平经济是发展政策的核心。保护美国人民的私人权力一直是美国价值的核心，但是由于过分强调个人主义，人们被推到了相互孤立的境地，尽管经济持续发展，似乎人人都感到饥饿；过分强调个人主义政治和社会哲学正在伤害着美国，危及国家的未来，危及后代的发展，更为荒唐的是，它使那些试图实现美国梦的人变得更加艰难。

　　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含义，有时是含混的，但大部分时间是清晰的，即“做你自己的(You’re on your own，简称YOYO)”。YOYO价值体系的核心是极端个人主义：作为一个国家，不管它面临什么样的严峻挑战，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个人照顾好个人。在过去的岁月里，它产生了一系列充满极度个人主义基因的政策措施，它的核心不是通过政府来解决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而是通过市场。

　　Jared Bernstein分析发现，YOYO运动的中心目标是继续，甚至加速把政府和国有公司的经济风险转嫁给个人或他们的家庭。人们可以从最近若干保守主义的表面动议看到其暗藏着的YOYO动机：

社会保险私人化、卫生健康的个人帐号，对于劳动力市场法规的侵犯，以及通过不停地减税缩减政府财政收入，削弱政府在人们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根据Jared Bernstein的分析，任何时期，这个快速YOYO运动的经济风险再分配始终不是一个好的消息，特别是在这个充满风险的当代，风险再分配越来越不利于社会大众。新世纪伊始，人们面临巨大的经济挑战，许多挑战已经造成了人们生活的巨大不平等和高度经济不安全。但是作为主流价值观的YOYO不能够产生具有应对性的、积极的解决方案，不能使大多数人脱离这些巨大不平等和高度经济不安全。全球竞争加剧、卫生成本增加、寿命延长与

养老保险体制的脆弱，就业缺乏保障，以及空前的机会与财富不平等正呼唤更广泛、更包容的探索，去帮助我们面对这些挑战。

　　“我们一起做”

　　面对YOYO的困境，Jared Bernstein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变通的理念，这个理念既能接纳个人自由，又强调这种个人自由应当通过更合作的方式来应对人们面对的挑战来实现。他称之“我们一起做”( We’re in this together，简称WITT)。

　　Jared Bernstein认为虽然这个WITT变通议程利用政府去实现预期目标，但决不是号召政府花费更多的支出。事实上，人们必须保持个人和集体行动的平衡。

　　本书的目的在于让人们考虑去建立一个新的路径。它的核心是我们可以使用政府这一工具去建设更公正的社会，一个大家能够共同分享发展成果也能保护个人价值的社会。重要的是，在WITT议程下，人们通过创造一个重新连接强壮、灵活的经济与所有工作家庭生活标准的经济组织。

　　当YOYO 经济学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能改变全球化经济来满足我们的需求，或为什么我们不能为成千上万的缺乏基本权利的人提供基本卫生需求时，WITT议程迎面而上，迎接这些挑战。

　　Jared Bernstein认为，人们已经为他们抛弃政府能够去帮助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挑战的信念付出了代价。人们已经阻断了在正常环境中可以引导他们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深深震怒的官能。当人们使用市场手段解决每一个问题时，他们自己却掉入了陷阱。人们需要逃离有局限性、玩世不恭的理念，追求人类的、集体的，而不是纯粹个人的、互惠互利的理念。

　　不仅仅是美国现象

　　过去二百年，贫富差距、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增长而缩小，相反，却在不断扩大。其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过度市场化、知识经济发展、全球化都是值得深思的原因。在全球化条件下，治理的有效性，包括国内和国际治理，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换句话说，这是实现持续、全面和均衡发展的基本条件。

　　对于中国来说，最近几年出现的诸如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问题，其背后的教育产业化、公共卫生产业化、房地产全面市场化是值得进一步反思的。这些问题有其深层的政策价值取向和理论取向，决不是简单的政策操作失误。

　　市场曾经是人们崇拜的管理模式。人们过分崇拜市场，并把市场化简单地引入公共服务领域，结果导致了日益扩大的社会差距和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胡鞍钢、王绍光编的《政府与市场》一书中曾提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在讨论发展的核心问题时，最关心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大多数国家取得的共识是，要重新考虑国家的作用，政府在那些市场可以发挥作用或可以使其较好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要少干预；在不能仅靠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应当多做些工作。这首先意味着政府要对教育、医疗卫生、营养、计划生育和消除贫困工作的投资；建立质量较好的规章制度和法律环境；为公共开支的融资动员资源，以及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基础”。

　　目前“中国处于对未来发展决策的关键时期，从2006年开始，未来5年起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向。政府应当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决策中来，如果大部分人认为‘我不能影响未来发展，我何必参与’或‘官员与商人决定未来，我只管自己的事情’，”那么中国就很难看到一个有效的发展规划和解决问题的一揽子措施。

　　促进更多的人民参与将是中国应对危机的最有效的办法。这个过程一方面依赖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有力的国际环境、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能源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利用和有效治理；另一方面，依赖于我国大多数人民不分地区和城市，不分乡村地都能在发展中获益。

　　一方面，通过技术开发来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方面的差距，提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技术含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加强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开发来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和资源危机或公共卫生危机，缓解人口和资源压力；经济增长可以广布财源，提高人民收入和福利，这些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努力实现的。

　　治理在国际和国内都需要的是我们现在所说得善治，即政府在处理国内公共事物和国际公共事务的过程中，通过积极的制度安排，使国家面对内部和外部的挑战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解决。

　　(作者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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