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激辩的角色误区

　　文/乔新生

　　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改革的讨论似乎走入了误区，少数经济学家成为了公众批判的靶子，有些经济学家奋起反抗，要求公众进行“理性”的思考，而学者的反驳换来的却是暴风骤雨般的批判。极个别的学者认为，这场反思改革的争论有可能导致彻底否定改革，他们呼吁新闻媒体坚持正确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宣传改革。

　　这场讨论的价值不逊于改革开放初期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但是，这场讨论从一开始就陷入到了话语权之争。其实，公众的表达权与学者的话语权并行不悖。学者用专业的学术语言进行建设性批判或者批判性建设。而公众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国家的公共政策作出评判。学者的观点具有个人性、专业性，公众的观点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性。两者之间本来就不属于同一个话语体系。但遗憾的是，中国的学者习惯于扮演代言人的角色，习惯于解释政府的政策，甚至站在政府的角度发表所谓的学术意见。这就难免让公众在批判政府某些政策的时候，连同学者的观点进行批判。这是一种角色错位所产生的矛盾。假如学者恪守本分，与政府保持一定的学术距离，那么，公众对政府政策的不满不会在学者身上发泄。由于政府的某些政策确实来自于学者的建言，甚至某些学者直接扮演政策制定者的角色，这就难免公众在批评政策同时迁怒于某些学者。

　　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要坚决捍卫学者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只有当学者敢于标新立异，无所顾忌地发表不同意见的时候，我国才能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反过来，如果学者在发表自己的观点时，既要考虑政府的态度，又要考虑公众的情绪，那么学者就难以自由地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捍卫学者自由表达的权利其实就是捍卫我们自己表达的权利。公众不能指责某些学者表达不同的意见，就像学者不能要求公众表达与自己的相同的意见一样。学者与公众之间应当学会相互尊重。

　　这不是一种和稀泥的态度，而是一种社会多元化基本的表达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人包括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会产生不同的意见。如果不允许这些意见表达出来，那么这个社会就会陷入到失衡的局面，少数人的声音可能会取代多数人的意见，多数人的利益可能会被忽视。

　　当公众的意见与学者的观点不一致时，不要急于作出决断。更不能要求公众与学者保持一致，而应当求同存异，允许不同的意见反映出来。

　　换句话说，公众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学者的观点上面，而应该放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即使学者发表了奇谈怪论，只要这些观点没有变成执政者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那么，就应当允许这些意见存在。公众应该把目光集中在政府身上，通过监督政府，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

　　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各种观点纷纷呈现，决策者应当善于去伪存真，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按照民主的原则作出决策。如果我们各项改革措施没有充分吸纳公众的意见，而只是听取某些学者的观点，那么，就不能责怪公众对改革措施持批评的态度。

　　当前，社会关系剧烈变革，生产力发展一日千里，决策者在进行决策的时候不可能时时处处充分征求公众的意见。但是，政府必须学会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作出决策，必须充分尊重宪法共识。

　　譬如，在产权改革方面，我国先后颁布了几个宪法修正案，调整了所有制关系。但是，宪法中的公有制原则始终没有改变，决策者在进行产权改革时，必须充分尊重宪法的规定，在宪法这个共同的契约没有修改之前，不能随意突破宪法的边界。尽管某些经济学家主张通过私有化提高企业的效率，但是在宪法没有作出彻底修改之前，决策者在进行产权改革时，务必考虑到宪法的存在，万万不可做出违背宪法的改革决策。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共同契约，是凝聚公众共识的根本性行为准则。在学术界，有人知道华盛顿共识，有人试图推广所谓的北京共识，但是却忘记了宪法共识。在我国改革可以没有华盛顿共识，也可以不遵从所谓的北京共识，但必须遵守宪法共识。宪法的功能在于体现公众的共识，为制定技术性的法律工具规则提供法源，并且通过宣传宪法起到一定的教化公民作用。不承认宪法共识，就难以产生改革的共识；讨论改革的共识，其实就是学习宪法的共识。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法律仅仅作为改革的工具，而没有看到宪法和法律在凝聚公众共识方面的巨大作用，没有把关于改革的讨论上升到宪法的层次，这就使得许多改革缺乏法律依据，有些改革甚至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当前这场关于改革的讨论之所以充满着情绪化的色彩，原因就在于学者为了标新立异，而鼓吹自己学术观点的正确性，忽视了宪法的存在；公众缺乏宪法武器，所以在讨论的过程中间难免感情用事，忽视了学者宪法上的自由表达权利。这种缺乏宪法共识的讨论，必然会偏离改革的主题，变成争夺话语权的口水之战。

　　笔者强调关于改革的讨论必须尊重宪法，并不意味着宪法一成不变。随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不同阶层需要新的共识，宪法的修改在所难免。但是，我们不能抱着以往的思维定势，先改革然后再制定宪法，而应该在修改宪法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制定各项改革的政策。强调改革的程序正当性，其实就是强调对民意的尊重，强调改革的各项措施必须按照民主的原则，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从这个角度来看，学者必须学会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把自己看作是学术意见的生产者，而不是公共政策的代言人。学者在表达自己意见的过程中，应当允许公众进行批评讨论，甚至允许公众表达反对的声音。如果过分强调自己的所谓政治地位，或者试图垄断话语权，那么到头来必然会成为历史的笑柄。

　　当今的中国民众再也不是一个世纪之前的中国民众，他们在改革中得到了许多，但是也失去了许多。他们得到了部分话语权，但有些人却失去了工作岗位。应当允许他们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发出不同的声音，表达郁闷的情绪。学者不要强调一言堂，不要充当精英式代言人，而应当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学者必须时刻注意到，当自己发表专业意见的时候，整个社会存在着宪法的底线，如果逾越这个底线，那么就把自己置于社会共识的对立面。在这个前提下发表的各种意见，必然会被公众所唾弃。当学者坚持己见，发表不同于宪法共识的言论时，必须提醒决策者宪法的存在，不能误导决策者制定违背宪法的改革措施。

　　当然，对于改革中违背宪法的措施，决策者应当承担责任，而学者不应当背黑锅。早在2002年，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宪法颁布20周年的座谈会上就明确指出，我们党必须学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依法执政。部分地区的个别政府官员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恰恰是因为没有听取中央的意见，忘记了宪法共识的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拒绝公众参与改革的讨论，也不是归罪于某些提供决策意见的学者，而应该追究政府决策者的责任。如果整个社会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学者的身上，那么有可能会转移视线，让某些违法乱纪的决策者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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