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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义高
《国富论》不同的中文版早已正式流传于中国经济学界，成为了需要用中文研究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必读著作。在我们分析《国富论》的历史经验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永恒的现实意义的时候，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为什么会在英国这个时期产生《国富论》这样的巨著和亚当·斯密这样的巨匠呢？
1776年，正值英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时期，英国手工业正在开始向机械工业过渡。英国产业的发展，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残余的封建主义和流行一时的重商主义的限制政策的束缚，处在青年时期的英国资产阶段，为了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正迫切要求一个自由的经济学说体系为其开道，奠定其理论基础。就在这个历史时期，亚当·斯密撰写的《国富论》肩负着历史使命，并于1776年问世出版，从此创立了古典经济学，也就是说经济学被有史以来归纳成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成为了我们今天创造巨大财富的思想起源。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二卷，1959年版，150页，人民出版社)。亚当·斯密处在资本主义成长期的英国，他正是在先辈经济学者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见解。李嘉图的著名信徒麦克库洛赫评价亚当·斯密时说：“斯密博士是政治经济学现代体系的真正创始人。假如说他留给我们的不是一本完善的著作，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他留给我们的已经是一本较过去问世的任何的著作包含更多有用的真理的著作。他指出了并且铺平了一条道路，循着这条道路，以后的哲学家即有可能完成许多他所没有完成的东西，改正他曾犯过的错误，并作出许多新的和重要的发现……斯密博士的著作，都必须放在那些有助于人类自由、开化和富裕等著作的最前列。”(见麦克库洛赫著，郭家麟译：《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3-35页，1981年，商务印书馆)。
斯密是一位在科学上具有远见卓识的巨匠，他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各个方面的社会科学体系。他在世时已出版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和《国富论》，只是这个体系的两个部分；后来的学者根据新发现的斯密的学生的两份听课笔记整理并以《法律讲演》(“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1896)为名出版的书，则可视为这一体系的第三组成部分——法律和政治制度部分。斯密的体系把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中，他的经济理论又牢固地置于伦理哲学与历史的框架之中。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阐述的人性观和社会秩序观，构成了其经济学的社会哲学基础。
在斯密看来，人类的行为是6种自然的动机所推动的：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这些动机经过各种社会机制的细致平衡，会使一个人的利益不至于与其他人的利益出现强烈对立。由此而产生的自利行动，必然在个人的利益追求中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由于深信人类动机的自然平衡和对自然秩序的信仰，斯密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都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An Invisible Hand)引导着去达到并非出于其本意的目的。”他的经济学理论正是以这种基本观点为基础而对经济过程作出分析的，因此“看不见的手”成为了治理国家的制胜法宝，所有藐视这一经典名言的治国者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斯密对经济的增长的宏观分析是建立在其微观经济分析的基础上的，从而形成了一个用来说明市场社会中经济关系的本质，包括适应这种制度的经济政策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足以用来指导现行的中国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的政策时是否会考虑微观因素。“最好的宏观调控是管理好微观”(清华大学王一江，2006)。因此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应该过多地损害微观经济的利益。在微观经济学方面，斯密的价值论把劳动看成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把每一种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视为是衡量交换价值的尺度，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考察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分析了竞争约束个人自利行为的作用的形成和价格机制配置社会资源的运动过程。他的分配理论分析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决定因素，并且考察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利润是雇佣劳动创造的超出工资以上的那部分剩余；但由于竞争的加剧和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减少，利润将趋下降；至于地租，则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其垄断权而获得的一种收入。但是，当他力图把价值论和分配论结合在一起时，斯密的论述有不少混乱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后来的学者各取所需发展成各自的理论。
在宏观方面，斯密所关心的是经济增长的性质和动态化过程：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近代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按照他的分析，这是市场机制本身使然，因为市场在鼓励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自然地激发出他的勤劳、节俭品质和创造精神，并通过竞争的力量，引导人们把其资源投向生产率最高的经济领域，从而促成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除此以外，还存在着其他基本的力量，那就是以劳动分工为主要基础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所推动的生产性就业人数的增加。因此，他一方面详细分析了分工如何导致劳动者技能的提高、时间的节约和技术进步，并进而考察分工发展的条件，提出“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的著名论点；另一方面考察了人口增长和资本积累对生产性就业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资本积累的源泉——节俭和储蓄。这些观点被后来的经济学家都奉为经典。
在经济政策方面，斯密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他期望在自律的个人自由基础上建立起一种自发调节的社会经济秩序，因而倡导一种“自然的简单明了的自由体系”。也就是他用法语写下的“Laisser(Laissez)faire, Laissez Passer"，简单地说就是Laissez-aller(自由，放任。)他说：政府只需要维持和平，建立一个维持严密的执法体制，提供教育和其他最低限度的公共事业；政府无须干预一般的经济事务，可以放心地让每个人按他自己的方式来行动，他就自然地会对公共利益作出最大的贡献。自由的社会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顺利运行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
斯密的著作阐述的内容极多，他的理论体系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经济学体系。但从他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点来说，我们也不得不说存在着不少的矛盾和错误。在研究方法上也分别表现了正确与错误、科学与庸俗两重特点。它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也是两方面兼有。在这里，让我们很好地领会恩格斯就斯密的矛盾的价值学说所作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恩格斯说：“我们在亚当·斯密的书中不但看到关于价值概念的‘对立见解的痕迹’，不但看到两种，而且看到三种，更确切地说，甚至四种尖锐对立的关于价值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他的书中相安无事地并存和交错着。在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那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他必然要摸索、试验，同刚刚开始形成的观念的混乱状态进行斗争……”(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230页。)虽然斯密在他的著作中还缺乏严密的逻辑及存在各种矛盾，但三百多年来，一直对经济实践和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在世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其他学者都力图使斯密的思想适应其某种体系和时尚。每一代人和每一个经济学派都在寻找“自己的亚当·斯密”，而且总能如愿以偿。直到现在，英国国会讨论法案时，按照两百多年来的惯例，总要常常引证斯密的著作作为依据。几乎欧洲各国都如此。因此，把他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这是西方各国一致公认的，因此他的著作永远不失为经济学的经典。
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学说作了详尽地、深入地和透彻地研究。他对斯密的历史地位的评价是：“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他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马恩全集》第26卷，第2分册，181页)
美国多所大学在亚当·斯密诞生270周年时，举行了盛大的集会，还举行了盛大的学术讨论会。在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取得了这样一个结论：凡是采用了亚当·斯密的理论、政策的国家，经济就发展繁荣，没有运用斯密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国家大多衰败、落后。斯密的理论和政策，统治了欧洲和美国已经有近三百多年了。现在的西方各国基本上仍然奉行斯密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来治理国家。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转型，建立起市场机制发挥效率的经济体系。对如何运用市场经济的原理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亚当·斯密的这部著作无疑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所以中央领导在中共中央党校也曾多次强调我们的高级干部和中层干部都要学一点亚当·斯密。但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我们只能吸取其有益的东西，对斯密的思想有鉴别能力。不要迷失方向，重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被经验证明已经失败了的道路，这是我们读《国富论》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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