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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特约评论员 乔新生
昨日出版的《经济参考报》报道称，经济普查数据调整后，地区GDP排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国31个省(市、区)GDP总量排名，共有5个省(市、区)位次前移，7省(市、区)位次后移。报道称，各省(市、区)对经济普查修订后的GDP排名之所以如此受重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GDP经常被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硬指标”。
其实，GDP作为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指标，已经不堪重负。GDP的多少，不仅关系到各个地区在国家经济整体规模中所处的地位，而且关系到政府官员的政治前途。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GDP增长速度，不顾当地实际情况，盲目上马高污染、高耗能的项目。个别地区为了吸引外资，大量圈占农村耕地，然后低价甚至无偿转让给投资者。这些都导致当地老百姓不能从GDP的增长中获取实惠。
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是建立在科学统计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统一的科学的会计核算体系，没有相对透明的投入产出评价标准，没有建立在商业基础上的关联交易，那么GDP指标不具有任何意义。事实上，在我国单纯从GDP本身来看，并不能反映出经济发展中的实质问题。因为我国尚未建立科学的会计核算体系，不同地区投入产出的绩效评价指标不一致，特别是对关联交易缺乏法律刚性约束，所以，GDP无法反映一个地区经济质量的高低，也不能反映各个地区未来经济素质的好坏。
现在有不少人提出绿色GDP概念，试图通过附加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变量，从而更精确地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从理论上来说，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但如果考虑到GDP存在的基本假定条件，那么，即使充分考虑到了经济发展中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的情况，也未必能够测算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好坏。
所以，改善GDP评价体系的基本假定条件，是充分发挥GDP评价指标作用的重要基础。当前的问题在于，我国在计算和考核GDP的过程中，非但没有考虑到GDP赖以存在的基本假定，反而将GDP作为衡量一个地区政府官员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这是建立在错误假定基础之上做出的错误评价方式。
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央的宏观调控与地方的自主决策并行不悖。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央政府必须为各地经济发展保留足够的空间，必须让各地政府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决定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速度。如果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要求各地必须保持GDP快速增长，或者根据各地GDP发展速度，决定领导干部的命运，那么，必然会产生“GDP崇拜”，各地政府官员必然会惟GDP马首是瞻。所以，要想改变GDP导向，必须首先改变行政评价体系。
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权力不断下移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国家都必须充分尊重市场主体的基本权利。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决策者必须由当地的市场主体和公民自主选择。如果不尊重各地居民自主选择决策者的权利，那么经济的发展就会无视当地居民的感受，经济决策就会出现损害当地居民利益的现象。因此，我们在考察GDP导向的时候，应该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应当从宪法中所规定的政治文明发展的角度思考问题。只有充分尊重各地居民自主决策的权利，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或者抵消GDP评价体系基础假定不科学所带来的危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改变我国政治生态结构，改变政府官员的选拔任用机制，才能克服GDP评价体系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GDP不是评价经济好坏的唯一指标，但透过“GDP情结”，我们仍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如果盲目追求经济发展速度，那么到头来不仅会造成经济结构失衡，甚至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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