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精英思维可能造成更多国资被贱卖

　　“不争论”的结果是许多改革缺乏民意基础，政府官员不习惯于面向公众，说明事情的真相。由于公众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和具体措施，知情权受到损害，所以，他们在表面上迎合执政者的改革举措，在暗地里却采取各种方式消极对抗。

　　在经济学中，处理个人的财产和处理国家的财产是完全不同的。处理个人的财产可以追求主观偏好，而处理国家的财产则必须民主决策。经过文艺复兴洗礼的西方经济学家在 内心深处普遍存在着民主意识，不论他们坚持怎样的观点，秉承怎样的经济学说，在建构逻辑假定的时候，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意识到，面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问题，决策的民主化是最基本的要求。

　　如果奉行权威主义，或者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帜，奉行专制主义，在经济决策中排斥民众的意见，那么到头来，必然会出现类似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这样的结局。经济学家在讨论庞大的国有资产未来去向问题时，就好像在谈论自己口袋中的工资一样。这种极端的精英主义思维方式，可能会造成越来越多的国有资产被贱卖。

　　■乔新生

　　当下正热的“贱卖国有商业银行”争论，源于国有商业银行在海外的上市举动。2005年10月27日，建设银行在香港

证券交易所筹集到92亿美元的资金，在首次公开发行前，建设银行股份卖给外国投资者的价格为账面价格的1．2倍，但此后建设银行股价不断攀升，写作此稿时建设银行在海外的

股票价格已经上升为账面价格的2．7倍。这就是说，外国投资者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股票交易机构可以将自己手中所持有的国有商业银行的股票价格翻一番。

　　从结果来看，这当然是一种非常不合算的买卖。正因为如此，国内学术界和普通老百姓发出了国有商业银行被贱卖的声音，认为应当有人对此承担责任。很显然，关于国有商业银行被贱卖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不客气地说，之所以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出现如此多的批评声音，是因为我国改革出现了“一手软、一手硬”的现象。中国20多年的改革，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放权的改革。在金融领域也是如此。由于权力的下放，少数控制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控股公司决定着商业银行未来的命运。无论是改革的路径选择，还是合作伙伴的选择，都由商业银行的控股公司暗箱操作。虽然在公司内部存在着决策的程序规范，但是考虑到，他们控制的是全中国人民的金融资产，所以，无论他们内部决策如何民主，都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公众的顾虑。道理很简单，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控股公司决策者对外卖出一个好价钱，老百姓认为理所应当；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控股公司决策者对外投资失败，或者选择合作伙伴不当，老百姓自然有理由斥责他们。即使在民主国家，跨国公司的决策者同样会面对这样的窘境。只不过相对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跨国公司的股东再多，仍然达不到10多亿人口。而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从理论上来说拥有10多亿投资者。这就使得中国商业银行的决策者必须谨慎从事，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不能有丝毫的闪失。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要想走出“不争论”的怪圈，必须在体制改革上作文章，必须增加改革的透明度，增加整个社会的透明度。很不幸的是，由于迈向民主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经济改革正陷入可怕的下沉螺旋：改革越是深入，反对之声就越大；反对之声越大，不争论的规定就越多；不争论的规定越多，民众的情绪就越激动；民众的情绪越激动，对改革的抗拒就来厉害；改革遭遇的阻力越大，改革的成本就越高；改革的成本越高，改革者寻求外部力量的动机就越明显；寻求外部改革动力越大，国内的民族反对情绪就越高涨……

　　中国的改革似乎在这个奇怪的历史螺旋中不能自拔。事实上，中国的改革是以广泛的“真理标准讨论”为发端，但在改革过程中，为了提高决策效率，执政者提出了“不争论”的命题，而“不争论”的结果则是许多改革缺乏民意基础，政府官员不习惯于面向公众，说明事情的真相。由于公众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和具体措施，知情权受到损害，所以，他们在表面上迎合执政者的改革举措，在暗地里却采取各种方式消极对抗。

　　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是否被贱卖的讨论，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不少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角度阐明了国有商业银行寻求跨国公司作为合作伙伴的重要性，他们发表不少文章，连篇累牍地论述引进外资改造商业银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现在看来，这样做就像愚蠢的外科医生一样，将皮肤外面的箭杆锯断，可是，并没有拔掉皮肤里面的箭头。老百姓面对蒸发不见的国有资产，痛心疾首，而经济学家还在喋喋不休，认为只有引进外来投资者，才能吸引更多的人重建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信心；只有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者，中国的商业银行才能走出困境。

　　换句话说，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希望通过加快经济改革来解决商业银行中存在的问题，而普通民众关心的则是，为什么国有商业银行的控股公司擅自做主，将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低价贱卖。普通老百姓质疑的是国有商业银行股权改革程序的合法性，而经济学家则把论争的焦点放在国有商业银行是不是应该对外出售股权的问题上。这种对问题认识上的错位，决定了经济学家的解答不可能令普通老百姓满意。要想真正消除普通民众的顾虑，必须满足他们的知情权，必须加快民主政治的体制改革，让他们参与到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当中。至少在目前，处理涉及到数百亿国有资产的决策问题，必须提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如果允许国有商业银行的控股公司内部操作，将国有商业银行的部分股权转卖给外国投资者，那么，谁能保证这样的交易不会损害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呢﹖

　　

中国经济改革进行到现在，如果民主政治改革不尽快跟上，那么，问题将会越来越多。不论国有资产对外交易出现怎样的结果，普通老百姓都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在情绪化的背后，是普通老百姓被边缘化的愤怒和无奈。

　　从当前的争论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学家普遍存在着学术价值判断的缺陷。他们不知道在经济学中，处理个人的财产和处理国家的财产是完全不同的。处理个人的财产可以追求主观偏好，而处理国家的财产则必须民主决策。经过文艺复兴洗礼的西方经济学家在内心深处普遍存在着民主意识，不论他们坚持怎样的观点，秉承怎样的经济学说，在建构逻辑假定的时候，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意识到，面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问题，决策的民主化是最基本的要求。西方国家的执政者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不管他们内心深处多么地不情愿，他们一定会到议会里反复说服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议员，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经过国会议员同意，他们的改革虽然可能会取得实际效果，但是他们必然会失去选票，失去执政的资格。

　　如果奉行权威主义，或者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帜，奉行专制主义，在经济决策中排斥民众的意见，那么到头来，必然会出现类似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这样的结局。目前中国经济学家在讨论庞大的国有资产未来去向问题时，就好像在谈论自己口袋中的工资一样。这种极端的精英主义思维方式，可能会造成越来越多的国有资产被贱卖。

　　温家宝总理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尊重和保障人权，使人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是否被贱卖的讨论，其实就是人民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外部表现。倘若有那么一天，人民选举的人大代表能够在最高权力机关就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并且就政府主管部门或者国有控股公司提出的改革方案发表具体的意见，那么，国有商业银行是否被贱卖的问题或许还会存在，但是，有关讨论将会极大地促进中国金融体制改革。

　　民主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而且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表现。要想走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螺旋，必须大力发展政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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