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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不要鼓吹涨工资，否则会令外资流失、工人失业”，这些年来，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专家这样警告。12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方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时，又如是表示。他说，如果整体工资水平上涨太快，甚至持续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找工作就会越来越难，有可能导致整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无法提高，或者提高得慢，而且收入差距
也会拉大。
我无法苟同蔡所长的观点。按其逻辑，是不是在用工量最大的珠三角地区，12年来农民工工资只涨68元已经很正常了？或者，目前，4.5甚至5比1的基尼系数所表现出来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问题还不在于劳动力价格的低估上，而在于这种“低估”是劳动力市场自然竞争，还是政府政策人为压低的结果。如果是前者，即使劳动力价格长期偏低也是合理的，最多我们只能对其处境表示同情；但如果是后者，事情就不一样了。
客观地说，目前劳动力价格的低廉，有着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因素在内，然而，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换言之，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即使是由自然禀赋造成的，也不占重要地位，而更多是一种人为制度在起作用。可以看到，在中国，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福利、保障等各种社会权利。所以，即使在某个具体的行业政府没有干预劳动力价格，但工人缺乏谈判权，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竞争约束态势下，单个劳动力势必处于弱势地位，只能接受资方的工资条件。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4年农民工月均收入539元，而同期城镇工人是1335元。雇用农民工每人每月可以节省796元，一年平均雇用一个农民工的成本节约是9552元。以全国1.2亿万农民工计算，2004年全国因雇用农民工而节省的开支高达11462亿元，相当于当年GDP(普查前)的8.5%，几乎等于中国当年经济增长的速度，这还不包括福利、保险的节省。假如农民工有集体谈判工资权，虽然考虑到劳动力的素质问题，他们的工资水平也不至于这么低。
劳动力价格之所以长期低下，事实上跟国家采取的“竞次”策略有关。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要获取竞争优势，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另一种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即所谓打到底线的竞争。显然，在竞次的游戏中，人们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和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因此，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
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0多年中，无论是国家的科研和教育投入，还是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都长期处于一个低水平。这种情况下，经济还能取得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因素即是人为压低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所以，中国的GDP增速虽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速却远落后于这个幅度。
中国用超低的劳动力价格，是否换来了强大的竞争力呢？没有。统计显示，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
可见，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且非常脆弱的比较成本优势，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换取的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借口避免工人失业而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而采用这种竞争手段，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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