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新中心的转移所想到的

　　创造过灿烂文明的中国，终究没能使世界经济与科技中心移居华夏，为什么？怎么办？

　　- 李万全

　　近现代以来，世界经济与科技创新中心先后经历过5次兴起与转移，而每一次中心的诞生都以活力四射的创新带给了本国乃至世界新的辉煌。而中国，曾经叹为观止的华夏成就为 何就没能吸引“创新中心”落户在东方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上？探其究竟，个中自有原因。

　　世界“创新中心”

　　诞生的文化动因

　　无论哪种社会变革和自然科学创新，其先导必然是文化。创新文化的强弱，将直接导致科技与经济创新的强弱。近现代涌现出的世界经济与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几次更迭就足以论证了这一结论。

　　世界第一个“创新中心”诞生在14世纪末至16世纪末的意大利。由于新兴的资本主义关系在封建制度内部萌芽和发展，促使同这一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文艺复兴便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文艺复兴首先提倡“人性”以反对神性，提倡“人权”以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以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号召把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去为创造世界贡献力量。文艺复兴成为“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促进了当时意大利在天文、数学、物理学等方面的光辉成就。

　　世界第二个“创新中心”落地于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中的英国。随着英国圈地运动的完成和殖民地的增加，国内外市场迅速扩大，工场手工业越来越不能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改革生产技术、提高劳动效率、增加产品数量，成为社会的迫切要求，这一要求也成为科技发明的强有力杠杆。牛顿的数学与力学、波义耳的化学、凯伊的飞梭、哈格里夫斯的珍妮机、瓦特的蒸汽机等，为英国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插上了翅膀。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取得了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的垄断地位，成为“世界工厂”。

　　世界第三个“创新中心”兴起于18世纪到19世纪初的法国。风起云涌于18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的法国启蒙运动，是资产阶级一次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人们从封建残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扫清了道路，科学技术在法国得到普遍运用。1785年，法国克勒佐炼铁厂首先使用蒸汽机，安辛煤矿公司装备了12架蒸汽机，“珍妮”纺纱机在全国达7 000余架。迅速发展的工商业不但使法国成为欧洲大陆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而且成为头等的殖民强国。到19世纪70年代，法国工业生产总量仅次于英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世界第四个“创新中心”产生于19世纪中到19世纪末的德国。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大革命，动摇了封建统治基础，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到五六十年代，德意志资本主义“普鲁士的道路”迅速拓展，在把庄园扩大和改造成资本主义农场的过程中，探索利用现代化大机器进行磨粉、酿酒、熔铁等工业生产，成为了当时社会的广泛追求。不少大学专设研究机构，鼓励学生走出课堂学研结合，由此开辟了大学参与科技探求的先河。由于大量采用最新科技，德国资本主义得到空前发展。在1870年时，德国主要的工业部门生产还远远落后于英国，而到90年代，开始赶上英国，甚至铁的产量已经超过英、法，跃居世界第二位。

　　世界第五个“创新中心”成长于20世纪初到现在的美国。美国自南北战争后废除南部的种植园奴隶制，颁布了《宅地法》与《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市场。美国政府在积极鼓励科技发明与创造的同时，广泛采用欧洲国家最新科学技术，源源不断地吸纳各国移民，给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而有用的劳动力。为了大兴发明创造之风，美国不断营造与优化有利于人才成长与创新的社会环境，大力提倡竞争、冒险、勇进、不怕失败的社会风气，倡导让科研机构走进企业，开展产、学、研结合，并较早完善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让各类人才争相竞放。虽然在1860年时美国的工业生产还居世界第四位，而到1894年就跃居为世界第一位，工业生产量占欧洲各国生产总量的一半左右。从1860年到1900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6倍。到1913年，美国工业产品已占到世界工业产品总量的1/3以上。

　　创新依赖于文化，文化促进创新。每一个“创新中心”的兴起都与文化的活力息息相关，每一次创新中心的转移都是被另一种创新文化的兴盛取而代之。创新文化繁花似锦，科技经济就硕果累累；创新文化万马齐暗，科技经济就停滞不前。

　　中国何与“创新中心”擦肩而过

　　在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长河中，其间经历了无数个辉煌。从汉代开始，先后出现过“光武中心”、“贞观之治”、“乾隆盛世”等社会兴盛，而每一次兴盛都会以或多或少的亮点为世界文明宝库增辉添彩。但十分遗憾的是，近现代中国总与世界创新中心无缘结伴，擦肩而过，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纵然诸多，但其中最关键最核心的是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既给社会带来辉煌的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阻抗。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以及受此影响下形成的文化教育制度，使人们的价值取向、思维习惯与行为准则都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创新思想和创新行为。

　　人生目标：以仕为途

　　自古以来，“扬士抑商”一直被朝庭奉为治国之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民间流传甚广。“一朝功名天下扬”，进而入仕途、享奉碌，光宗耀祖，成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上等人，而工商业一直被儒家传统视为 “不屑一顾”的 “三教九流“。这样的社会风气，是不能培育出为现代资本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提供强有力支撑的文化资源和智力支持的。即使我国进入比较兴盛的满清时期，方兴未艾的科举制度仍然吸引着社会大量有识之士不惜“十年寒窗”也要去为“金榜题名”而挺身一搏。除了科举制度的强力吸引以外，在中国的文化艺术中，历来也大肆渲染充满英雄色彩与隐士情怀的志士仁人，即使是“英雄末路”也令人荡气回肠，但却极少反映工商业者的潜心钻研、民俗生活。正因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促使人人争先恐后去升官发财，一旦入仕后又小心翼翼地“侍候”上司，深怕一朝不慎落得鸡飞蛋打。社会如此重仕途而薄文化科学，经济创新与科技创新怎能落地开花？

　　人际关系：压抑个性

　　集体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自古就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国家大德，“自古忠孝两难全”常常都是以“忠”取代“孝”。从唐代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到南宋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再到当代的雷锋精神，集体主义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诚然，集体主义在国家危亡、民族受辱的大敌面前值得提倡和发扬，它对凝聚人心、团结战斗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国家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老是一味地强调集体、轻视个体，势必会弱化个体的地位与作用。因为过分强调集体利益，必然会轻视个人利益，自然会形成人人依附于集体、听命于集体并为集体事业“献了终生献子孙”的社会风气，其结果势必会压抑人性、弱化个性，限制人的全面发展。借助于片面的集体主义，集体的领导便成为集体的代言人，领导的旨意就如同圣旨一般，凡不能“唯命是从”者则被视为离经叛道，为集体主义所不容。于是“迷信权威”便成为个体的信仰，大凡说话办事皆看领导脸色，断不敢轻举妄动，即便个人有不同意见也不敢妄言，更不敢越雷池半步，否则就会让你“吃不完兜着走”。在这种氛围下，人的积极性从何来？人的创造性自哪儿起？

　　思维习惯：求同务虚

　　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特征是对定性思维与整体思维表现得十分突出，凡事总讲究性质、原则，常常习惯于先原则后具体、先务虚后务实，而对定量思维与个体思维却显得弱化与盲动。想要搞一件事情，就得先组织一帮人研究讨论，指导思想是什么、基本原则有哪些，通过一番务虚达成共识后再以此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当然，先有原则，后有细则，容易驾驭与控制局面，降低风险性，不容易受挫。但现实中，“务虚”常常重于“务实”，“务虚”有板有眼，“务实”却草率马虎，拿不出一整套精确量化、逻辑严密的实施细则，导致“虎头蛇尾”。不少人善于定性，坐而论道，却不擅长定量，仅凭直觉与经验判断，不喜欢也不愿意作实证研究、逻辑推理、定量分析，这样的思维习惯制定出的企业规章、办法、流程，自然会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可左可右。故而，人们掌握的情况只能“大致差不多”，员工的工作质量只好“八九不离十”。缺乏精益思想与管理，这样的结果自然会效率低下、事倍功半，难成大气候。

　　行为准则：崇尚中庸

    在中国文化中，中庸之道成为古老哲学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成为中国人的基本行为准则。中庸反对“过”与“不及”。所谓“过”就是在条件尚不具备时采取行动，“不及”就是在条件已经具备时仍不采取行动，因而“贤者过之，愚者不及”，结果都不能达到目标，是为“过犹不及”。古人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故为中庸之道。“中庸”强调平衡，讲究“以不变应万变”，倡导“不变”是变到似乎没有变的程度，这样才利于人们接受；即使有所变，却要有所不变，使变变得更加合理。这一传统思想，主张人们之间公平、公正、合理，而合理则是其中之关键，只要不合理，即便是法规也得修正；反对相互间的激烈竞争；提倡按部就班，反对冒险行动。在中国的企业中，十分强调 “先做人，后做事”，而“做人”重在做“关系”，会平衡、会协调、会利用非组织关系、会“睁只眼闭只眼”、会大智若愚、大象无形，做到这些，就基本上做好了人，其后也为顺利“做事”开辟了绿灯。不然，“木秀于林必催之”、“出头楔子先烂”，就会让别人“看不顺眼”，斥为“出风头”，甚至被“枪打出头鸟”。中庸之道严重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自觉不自觉地向“保守”靠拢。

　　“创新中心”何时落户中国大地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以其更具活力的创新吸引世界经济与科技中心向东方转移，必须构建起更有利于创新、更活跃于创新的文化体系，让创新文化之花开遍大江南北。

　　创新文化是在经济与科技领域最大限度地激励人们进行创新的文化，它包括一切崇尚创新、激励创新、保障创新的理念、精神、制度、环境等。创新本身是文化。因为创新是“破坏性创造”，是基于在原质上对异质的追求，这种追求必须突破因循守旧的思想禁锢、必须抛弃传统习惯与传统权威的“迷信”束缚，以期实现经济与科技的“改朝换代”。因此，创新是一次“思想历险”。

　　而文化是人们从事创新活动的环境。我们提倡文化创新，是旨在通过文化创新改善其创新的宏观条件。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并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形势迫切要求我们的传统文化必须向现代化文化转化和重塑，必须从内涵到外延进行不断地创造和更新。通过文化创新，使国家和企业的发展与进步获得文化的驱动力。

　　无论是创新文化，还是文化创新，它们都是以文化的形态支持创新。创新文化激发与聚集起一种精神与智慧实现经济与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营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良好氛围与环境。

　　我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的改革开放，让经济与科技释放出了巨大的活力与潜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中国目前的创新能力距世界创新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一个创新型国家的基本标志是什么呢？按国际上的普遍认为，那就是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在经济发展中需达到70%以上，而中国目前还不到40%；R＆D占GDP的比重应大于2%，而中国目前只能达到1.35%；对外技术的依赖度要小于30%，中国现在还非常高。因此，中国要成为世界经济与科技中心，就必须在创新上加速发力，为创新营造出更加朝气逢勃的先进文化。

　　营造人才辈出的文化环境。一切竞争机制、激励机制、人才机制都必须紧紧围绕创新进行改革，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才创新的宽松环境。对于创新型人才，由于他们有丰富的阅历、经验和想像力，且有很强的实践能力，就应该允许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工作、生活方式和习惯，让他们在轻松自在的氛围中茁壮成长。而不能以总是“看不惯”去苛求他们所谓的“成稳成熟”，以论资排辈放慢他们的成长速度，以“患寡”不“患均”共吃其“唐僧肉”。深圳将整个城市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自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良好的文化环境不但使人才辈出，而且推动着深圳在经济与科技上的创新。北京中关村科技园，浓郁的科技氛围吸引全球1.7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在这里一展风姿，并通过十几年的努力，自主创新现已完成了从“技术制造”到“科学创造”的转变。湖北光谷是我国首个国家级光电产业基地，这里聚集了1 3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平均每个工作日可以产生8项专利，展示出了十分活跃的创新能力。

　　提倡冒险，宽容失败。创新文化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全社会要从上到下通过多种形式宣传，树立创新意识、营造创新气氛、崇尚创新实践。创新就意味着付出、冒险、甚至失败，允许失败、宽忍失败，以海纳百川之胸怀，就有可能换来成功。200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在1982年就发现了导致胃炎和胃溃疡的细菌———幽门螺杆菌，彻底推翻了过去长期误认为是因为生活压力和生活方式导致胃溃疡的理论。但为了科学验证，他们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实验与探索，不惜以自己身体作为试验代价，在生命垂危的悬崖边终于摘到了灿烂的科学之花。倡导冒险精神，在美国尤其盛行，“允许失败，但不允许不创新。”已成为美国社会上的一句经典。创业者贷款金融机构关注的是资金，宽容一定程度的失败。而在欧洲，贷款者一旦失败，将会失去终生的奋斗机会。因而，美国社会更富有创新活力，也更利于创新成功。正是如此，美国的硅谷成为世界创新的“风源”，也正是如此，才成就了像比尔·盖茨那样的巨富在世界电子创新中的光辉成就。冒险常常会付出惨痛代价，甚至会透支人的生命，但没有这种透支，创新不会结果，科学高峰就永远只能是海市蜃楼。中国人如果都像江浙人那样“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的寻求，像航天人那样“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钻研，像深圳人那样“敢想敢干、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大胆，像

奇瑞那样“支持冒险、鼓励冒尖”的冲锋，像华为那样“超越自我、勇担责任”的进取，那么，中国的创新力将会无与伦比。

　　创新主体的保护性、约束性与激励性有机结合。创新是人的活动，人才是创新的主体，以人为本才能推动创新。人才具有稀缺性、不可代替性和可流动性，留住人才、培育人才、运用人才，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以及企业间的不懈追求。有效地保护人，适当地约束人，科学地激励人，人才的生存与奋斗空间才会“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有效地保护人才，就得悉心关注他们的需求，关心他们的成长，拓宽他们的视野，解决他们的困难。适当地约束人才，就得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人才在科学的道路上各尽所能。科学地激励人才，就是在创造“锐意创新，张扬个性，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文化环境中，利用愿景激励、待遇激励、沟通激励、团队激励等，鼓励他们信心百倍地大步朝前走。中国有着广泛的人力资源，目前，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 850万人，其中研发人员总数达109万人，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这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最大优势。充分发挥和利用好世界上最大的知识型人力资源，是社会及企业的当务之急。

　　创新资源整合系统。科技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学科的交叉融合和技术集成。与传统学科相比，交叉学科具有更加开放与集成的特性，重大的创新突破将更多地发生在学科交叉领域，如：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

能源科学、纳米科学和空间科学等。在新学科的召唤下，技术融合日趋显著，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纳米、生物、信息和认知四大领域的汇聚融合。与此同时，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也相互渗透，向人们展示了自然组织更深层次的统一，改变着人类的价值观、思维方法和生活方式。面对复杂性、系统性日益增强的发展问题，科学家们单靠个人的力量、甚至少数人的力量已经不能完成了，必须集中更多的力量，跨企业、部门、行业甚至跨地区或国家，采取集成的方式，综合应用各类技术进行研究解决。因此，创新的发展模式必须走联合的道路。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靳晓明说：“自主创新并不是闭门造车，建设创新型国家，更需要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未来我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与竞争。” 这就需要我们打造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创新系统以及区域或城市创新系统来完成。创新资源整合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需要用创新文化加以维系，即需要提倡和发挥团队合作精神、优势互补精神、“狼群战斗”精神，以实现创新资源系统精神链的有机供给和价值链的环环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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