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失据的教育产业化

　　文/廖海青

　　应当澄清这一方面的模糊与混淆。市场规律和竞争法则不适用于教育，包括高等教育。

　　——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决议

　　近日，教育部发言人针对高校收费问题发表的一番言论，在网络上激起了强烈反弹，从而使得历时10年之久的“教育产业化”争论，由是再度掀起波澜。

　　据新华社2006年3月6日的报道，教育部发言人针对两会期间代表们反映的“上学贵”的问题回复道：“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从小学上到大学花的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智力来选择。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

　　教育部发言人在答问当中，并没有突出“教育产业化”的字眼，然其意指却相当明确：“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这意味着，在最高教育当局看来，高等教育不但要产业化，而且要实行彻底的市场化。

　　然而，就在前不久召开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同一位发言人却作出了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表态，并且摆出“有违教育公益性原则”等五大理由，高调宣布要“旗帜鲜明的反对教育产业化”，令其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前后不逾半月而态度迥异，着实令人错愕不已。考虑到问答双方的特殊身份和场合，这显然不会是一时的口误，而应该具有相当的政策背景。但作为一国教育主管机构的教育部，又怎会以“毫无技术含量”的前后矛盾来自我设陷呢？一个可能的推测是：面对众议舆情的猛烈阻击，教育主管部门一方面不得不作出策略性的退让，承认教育产业化不合理；另一方面却坚持认定这一改革符合实际，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在日常运作中不断付诸实践。

　　教育部如此苦心孤诣，显示出肇始于10年之前，以高学费为特征的教育产业化改革，至此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所谓朝令夕改，也自有其不得已之处。然而在涉及到千千万万的家庭前途与命运的大事上，采取瞒天过海的战术显然是行不通的。可以想见，只要教育行政当局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认识鸿沟一日不能填平，反对和质疑教育产业化的声音就会不绝于缕。

　　一

　　回顾教育产业化的历程，有关高等教育是否属于公共产品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澄清，而这恰恰是双方争论的焦点。

　　按照纯粹市场化的思路，高等教育当属于私人产品，应该完全由受教育者自己埋单，并且遵循价格优先的原则。于是就有了谁有钱，谁享用的“买衣服”的理论。考虑到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竞争性分配，这一思路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然而，与衣服之类的纯粹私人产品不同，高等教育除了给受教育人带来的效益之外，也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因而具有极大的溢出效应(外部性)。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莱德·马歇尔曾指出，教育支出是一种十分有利可图的投资。他说：“公共和私人在教育方面的花费是否明智，是无法单独根据其结果来衡量的……一个伟大的产业天才人物的价值，足以弥补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高等教育面向公众开放，假如再能产生出一个牛顿或达尔文，莎士比亚或贝多芬，那么许多年间的所有花费都能得到很好的补偿。”验诸人类文明发展历史，这一说法显然有着充足的证据。

　　除此之外，高等教育还担负着克服贫富差距，促进社会流动，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等社会功能。这些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市场机制在一定范围内趋于无效。就此而言，高等教育实际上是一种具有公益性质的混合产品，其成本不能完全归结到受教育者头上，而应当建立由所有受益者即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承担的机制。

　　事实上，这一机制在1996年实施的《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中已有体现。根据该《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在现阶段，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

　　这一标准，即使放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偏高的。然而更要命的是，由于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具有垄断性的特点，不可能形成竞争市场的价格机制，结果导致培养成本无法合理估算，成了一笔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

　　正是在这种模糊性的掩护下，高校和教育行政机构竞相夸大成本，进一步抬高学费，从而使得高等教育日益背离其公共产品属性，向着纯粹市场化的边缘滑落。10年间，我国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飙升至每年5000元到8000元不等，学费猛涨约20倍，而1994年至今10年间，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有能力上大学的学生因为贫困而不得不放弃学业，教育领域的马太效应开始凸现。

　　二

　　1998年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通过决议指出：“应当澄清这一方面的模糊与混淆。市场规律和竞争法则不适用于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因为“教育不是经济的一个分支。教育过程、教育目标、教育结果或‘教育产品’都不能与经济相提并论。”

　　在国际上，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一般被视为公益事业，而受到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大力扶持。处于福利制度下的欧洲自不必论，即使在高等教育私有化最彻底，学费水平最高的美国，也没有出现“优质教育资源”与穷人绝缘的现象。

　　美国的学费高，但奖学金、助学金也高，学生贷款、打工助学的机会也多。以2003—2004年度为例，美国从联邦政府、州政府，到学校、私人慈善机构给学生提供的各种资助达到1220多亿美元，在校学生有1646万多，平均到每个学生头上，就有7400多美元，远远超出公立大学的平均学费。而真正得到资助的学生，特别是贫困生，平均拿到的钱要比7400美元高得多。因为有许多学生来自富裕家庭，并不需要资助。

　　据留美学者薛涌介绍，普林斯顿大学早在五年前就用奖学金代替了学生贷款，让学生毕业时不至于负巨额的债务。耶鲁大学则宣布扩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资助，其中家庭收入在45000美元以下的学生，费用全免。维吉尼亚大学几乎是最好的公立大学，也对家庭收入在38000美元以下的家庭大开方便之门，用奖学金代替了贷款。

　　而在举世闻名的哈佛大学，尽管每年的学费高达4万美元，但完备的奖学金制度极大地削减了学费压力。在哈佛，接受各种资助的大学生比例高达70%，研究生以上的比例为百分之百。哈佛文理学院院长柯伟林指出，哈佛决不根据地理、种族和阶层来选择学生，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校方总是尽可能提供帮助，从而吸引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同时解除经济困难生的后顾之忧。为了录取更多低收入家庭孩子，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H·萨穆斯宣布，他将不再要求家庭年收入低于4万美元的父母为他们孩子的高等教育做贡献，家庭年收入在4万—6万之间的将减少学费。萨穆斯说，不同收入层学生的巨大差异，将使高等教育阻碍社会流动。萨默斯在一项声明中说，哈佛希望向全美家庭发出最强烈的信息：不管他们的经济能力如何，哈佛的大门总是向天才学生开放的。

　　观察国外教育产业化的经验，其成功之处在于实现了经费来源的多元化，从而将学费抑制在普通大众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较好地体现了高等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而中国教育产业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名义上的产业化并没有达致收入渠道的增加，而增加的成本却最终转嫁到学生的头上，并由此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以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来衡量，这显然是无法令人满意的。有人由此而得出结论：在保证交得起学费的基础上，怎么“化”都可以，否则就是杀鸡取卵，饮鸩止渴。

　　三

　　1993年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上世纪末占GDP的比例应该达到4%，但这个目标从未达到。现阶段我国教育财政投入仅有3.28%，低于世界各国5.1%的平均水平。

　　公共财政对教育投入不足，是教育产业化的直接动因，也是导致学费畸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关专家指出，如果“一个百分点”的国家教育财政投入的承诺能够兑现，那么大学学费则可以减半。因此，当务之急，政府要切实加大教育投入，让财政资金真正成为教育资金的主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国家学生资助体系，降低民众的负担。

　　同时，要改革现行机构臃肿、冗员泛滥，浪费严重的高校体制，建立科学规范的成本核算制度，加强监管，使大学办学成本真正降下来。

　　毋庸讳言，高等教育是需要巨大经费来支撑的事业。为了实现更高的办学效率和适应性，公立高等教育适当引入市场机制也并无不可。但市场机制的介入，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就此缺位。相反地，在教育这类具有极强外部性，最能体现公平、公正、公益原则的领域，主管部门更应全力施为，通过协调政府、市场和大学自身三种力量，实现对纯粹市场化的超越，从而最大限度的增进社会福祉。倘若一味以“教育不是神”、“没钱就去小店”之类的话语敷衍塞责，借以开脱，又如何能确证自身存在的价值呢？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经济学教授马丁·卡诺依教授在为中国高教改革号脉时曾指出：“大学收费完全靠市场因素来左右不可取，因为教育永远也不能市场化。”木铎金声，言犹在耳，足令关注中国高等教育的人们警醒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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