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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在公众一片对出租涨价的反对声中，舆论一片对听证会的质疑声下，北京出租车价格调整听证会将如期举行，这次租价调整方案简单概括：一是将1．60元／公里车型租价标准调整为2．00元／公里；二是建立油价与租价联动机制。4月18日该市发改委对外公布了出租车租价调整申请方案，4月26日将召开听证会。19日，北京市人大代表、出租车价格调整听证
代表之一的沈梦培向媒体和出租司机发表公开信，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出租车租价上涨。（4月21日《京华时报》）
尽管厌涨民意如此沸腾，尽管听证代表态度如此坚决，但凭着对中国式听证会的经验明白：再多的代表反对，再强烈的民意抗议，也挡不住涨价意志的推进和方案的实施。公众对景点借节日涨价可谓深恶痛绝吧，可哪一次民意成为过胜利者？对水电油涨价的反对更是强烈，可又何时起到过阻止作用。其实用不着再走什么听证过程了，设置了涨价的听证议程，民意就已经输了一大半。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设置了涨价这个听证议程，就已经把民意置于非常不利的守势，而出租车公司处于非常有利的攻势，涨价本身体现的就是出租车公司的意志。在“涨不涨价”这个听证会议程下，代表们围绕的话题只能是涨不涨价，其他问题，比如车份儿钱太高、公司的垄断利润、政府的特许经营权等等，这些都将成为边缘问题。而在涨价议程下，民意代表强烈反对的结果，至多只能使涨幅小一点，比如设定的标准是2元／公里，最终可能是1．9元／公里，而不可能不涨。
最关键的是，涨价的听证议程，要求反对者对出租车公司的运营成本要有清晰的了解，因为把握住了成本信息，才能扼住涨价的咽喉——可这方面的信息恰恰是倒挂的：想涨价的出租车公司对自己的运营成本最清楚，恰恰是反对者对这些很不了解，他们只能靠想涨价者提供的成本信息对想涨价者进行反驳，想涨价者怎么会向听证会提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呢？
其实，最应该进行听证的是“降低车份钱”这个议题。首先，舆论对这个话题已经喊了几年，全国人大上也提过Ｎ次议案，至今未见有公信力的回应；其次，从均衡博弈的角度看，对这个议题进行听证也是正当的，享有政府特许经营权的出租车公司处于某种强势地位，必须用使他们处于“守势”的议题来均衡各博弈方的身份势差。
面对舆论“降低车份钱”的呼吁，北京市运输管理局称“出租车份钱不能降低”，并举了好几个理由——为什么不首先对这个议题听证一下，而只是单方面就独断地宣称“不能降”呢？显然，听证会设置什么议题，本身就需要先行听取民意，而我们缺乏这种听证会理性，议题往往是按强者意志设置的。“涨不涨价”议题对老百姓最不利，所以说，设置了涨价的听证议程，民意就已经输了一大半。
民意另一小半的失败在于听证会安排本身，因为我们的听证会根本就没有说清楚“怎样的听证结果就可以阻止涨价”，最终的决定似乎与听证结果关系不大。
一个有公信力的听证程序应该让参与者明白，怎样的听证结果就可以阻止涨价意志。比如，老百姓要求出租车公司提供某些信息，而公司没有提供，涨价方案就不能实施；或者是进行投票，反对票达到多少张就可以阻止涨价方案的通过——我们的听证制度在这方面是很模糊的，这方便了强势一方对最终结果的操纵，使听证沦为一种形式：听证会反对声再强烈，最终涨价方案也会“依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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