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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宇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郑京平20日发布消息称，经过初步核算，中国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4331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0.2%，略快于上年同期9.9%的增长幅度。
对经济过热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今年“两会”上曾披露
，2004年各省区市上报的全年GDP———国内生产总值汇总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速相比，高出3.9个百分点，总量差距高达26582亿元。
一般认为，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引致地方政府的GDP崇拜”，而且，除却核算工作不规范、资料来源不同和重复计算等技术性因素外，自上而下的“层层加码”和自下而上的“层层加水”也导致了各地方GDP的虚高增长，解决的办法则是建立全绩效评价和完善政绩考核机制。
不论是按照亚当斯密的古典主义经济学派，还是按照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政府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具体到中国的现实，中央政府一方面要追求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和充分就业等经济社会目标，另一方面还要追求国民的政治支持这个政治目标；地方政府同样如此，不同的是对于辖区居民的政治支持而言。不断上涨的GDP也就成为实现公共与个人双重价值的最佳手段。
目前地方政府唯GDP为上的主要制度安排包括：首先，地方政府具有独立利益。改革开放后的1980-1993年，遵循“放权让利”的思路，开始实行财政大包干制，使地方政府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而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通过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分离，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其次，由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资源的市场化程度不高，使地方政府拥有压低要素价格增加收入的手段；最后，由于分税制改革的不彻底，使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并不统一，财权太小而事权太多，地方政府背负着沉重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负担。因此，地方政府必须以更多的财政收入来减缓压力。
以上三项制度安排导致地方政府以投资为主导拉动GDP增长的“经济理性”，而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无非加重了地方政府追求GDP的“政治理性”，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而已。
可以看出，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只是一个外部激励因素，而制度性安排才是内部激励因素，两者合流，使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GDP增长冲动，并从市场化发端之始，形成了路径依赖。这一路径依赖已经成瘾，导致宏观调控的成效大打折扣。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一周年，换来的是各地房价的报复性上涨，就是典型例子。
到目前为止提出的解决方案只浮于表面，并未触及症结。抑制地方政府发展冲动“釜底抽薪”的做法，就是从制度上限制地方政府的“掠夺之手”，包括在财政分权的基础上加强法律法规对地方政府的外部约束，放开政府对要素资源的管制以减少寻租空间等等。
试图以完善政绩考核体系来压制地方政府的增长冲动的做法只不过是“扬汤止沸”，这种缺乏公众参与的自上而下的量化考核，从来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多数情况下会沦为一场心照不宣的数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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