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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一迪 发自上海
面对一段时间来要求人民币升值甚嚣尘上的呼声，《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近日专访了汇率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教授。黄教授强调，在近期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有将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其实汇率改革的策略和时机非常重要，在当下，汇率改革重点还应在外汇管理体制方面。
《第一财经日报》：近一段时间，海外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应该重估的呼声比较高，你如何评价这些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观点？
黄泽民：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合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标准或学理标准。如果我们同意，评判一国汇率水平是否合理应当以有助该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标准看，衡量中国的汇率水平是否合理，主要应该看对外贸易收支状况，因为外贸收支与汇率水平关系非常密切，这是由我国很高的外贸依存度决定的。
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主要从2002年开始，而近三年我国对外贸易收支总体平衡，仅略有盈余而已。至于资本项下的顺差，目前和我国汇率水平的关系不是很密切，不应该把这块掺和进来考虑。而且对于中国来说，对外贸易收支已经占到GDP的70%，如果因为汇率波动导致中国对外贸易出现问题，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不利，何况还将随之带来就业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因此，以对外贸易收支状况来衡量，近三年来我国汇率水平是均衡的。当然其中存在贸易结构性不平衡问题，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比较大，但对日本、东盟等都是逆差的。这里面又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主要不是汇率问题，而是两国贸易产品结构不同的问题。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是高科技、军工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没有比较优势，而且中美两国劳动力价格的差异非常大，即使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对美出口一样有比较优势。美国有些人，一方面限制高科技产品向中国出口，另一方面又幻想通过让人民币升值来改善中美之间的贸易状况，这怎么可能？
《第一财经日报》：请你谈谈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次序问题的看法。
黄泽民：从实际情况看，决定人民币汇率是不是应该变动，我认为至少应从三个层面去考虑：第一，汇率水平是否均衡、合理，这要以一定的指标来衡量；第二，汇率制度是否合理，这需要同外汇管理制度相匹配；第三，外汇管理制度是否合理，要看外汇管理制度是否符合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改革的次序应该是三、二、一，先放松外汇管制，再增加汇率的弹性，最后是形成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
这两年，特别是去年，我们在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尤其是资本项目的自由化进展是比较快的。截至去年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资本项目的43个子项中，我国可自由兑换的有8项，较少限制的11项，加起来共19项，尚未超过一半比例。限制较多的有18项，严格管制的6项，总体来看，我国还处于半管制状态。在半管制状态下，将汇率制度从盯住单一货币转向比较有弹性的汇率机制，未必有效。因此下一步中国汇率体制改革主要还是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如果做到大约50%的项目可自由兑换，另外50%的项目较少限制，这时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就可以增加了。
《第一财经日报》：但有国际投行认为，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和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两者并行不悖，甚至在资本项目没放开的时候，更应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
黄泽民：我要反问一句，在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下，放宽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人民币汇率就浮动得起来吗？我们以经常项目为例，我国经常项下是实施结售汇制度，去年进行改革后，70%是强制结售汇，另外30%已放宽为意愿结售汇。而事实上，这30%的意愿外汇企业留在手上了吗？没有，基本上都卖掉了。这说明在汇率预期一定，外汇管制一定的前提下，浮动汇率制也很难浮动起来。即使浮动起来，在管制水平下的供求不是完全的市场供求，其形成的汇率水平也难说是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
《第一财经日报》：确实，在近期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有一种简单化的倾向，即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所以应该升值，或者盯住制度产生问题了，就必须马上改。其实汇率改革非常复杂，必须综合考虑汇率制度、外汇管理体制与国民经济结构，乃至国家战略等相关因素。
黄泽民：即使改革的目标已定，改革的策略和时机选择也是要非常慎重的。美国财政部长斯诺说，现在是人民币实施弹性汇率最好的时机，这是不正确的。最好的时机是在汇率不存在单边预期的情况下。现在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如果央行不在市场上进行强制干预，汇率一下就升到天花板上去了。市场不是完全理性的，充其量只是有限理性，在市场存在单边预期的情况下，进行人民币汇率调整是不适合的。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用了汇率调整“出其不意”这个词，我认为，出其不意就是市场对人民币汇率没有明确预期的时候，改革时机比较好。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你认为，在人民币汇率改革方面，近期适宜采取那些措施？
黄泽民：现在可以做的一个事情是放宽经常项目下强制结售汇的限制，比如把70%的强制结售汇比例降低为50%、40%等，我希望今年内可以做到这一点。还应当鼓励对外投资，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此外在外汇储备结构上，币种结构、资产品种要形成合理组合，外汇管理目标也要从过去重点防止资金外逃转为加强对资金内流的管理。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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