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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革军/文
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一段时期以来国际金融领域最为关注的热点之一。点击互联网，瞬间便可看到近6万条中文和近万条英文的相关网页。
一个非自由兑换货币受到如此“青睐”让人始料未及，其中有多少虚火不言自明。近
年来，一些发达经济体频频在人民币汇率上大做文章，并衍生出种种问题，令人诧异。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以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名义实行单边贸易主义、金融主义，把一个本属经济和市场范畴的问题政治化、国际化的做法，使我国汇率改革更加复杂化，也与经济一体化趋势格格不入。
坦率地说，对于我国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现实，无论是西方还是我们自身都缺乏足够的思想和技术准备。但这不能成为一些经济体转嫁矛盾和寻找替罪羊的借口，更不能把人民币汇率定价变成政客喧嚣的对象和肆意摆弄的棋子。面对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压力和挑战，每个经济体只有靠自身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良方。
最近几年，围绕人民币定价问题的喧嚣不绝于耳，中国输出通缩论、通胀输出论、汇率操纵论就是其中最集中的体现。在一些人看来，中国过多的生产能力以及大量输出商品和劳务，导致了前几年一些国家的通货紧缩趋势；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国内需求，推动了世界范围内原油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中国的汇率制度以及人民币过紧盯住美元，阻止了汇率的升值，扭曲了贸易和投资的流动。这些论调的缺陷就在于其单向性和片面性，漠视了对中国参与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的种种益处。
中国不仅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也是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商品和劳务出口总额已占GDP的40%以上，美国、日本、印度、巴西只有30%左右，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也只有35%左右。我国外商投资占GDP的36%，也高于很多发达国家。正是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高度开放以及高额的外汇储备，才把一些国家从长期萧条中拽了出来，才使一些国家得以保持低利率以支持消费支出的高增长。那种把现行汇率制度与中国经济高增长贡献割裂的观点是不公平的。必须看到，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安排是国际金融格局和我国金融结构交互作用的结果。正如德意志银行研究报告所指出的，正是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实施的与美元紧密挂钩的制度，才使美国有效为其经常项目赤字融资，才使美国仍然处于国际汇率体系的中心。
我国虽然在1996年实现了货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资本项目下实现可兑换的项目还不到20%，有较少限制的项目也不过10多项。一个非国际性货币受到过度关注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也是中国经济走向成熟时期必须经历的烦恼。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人民币汇率问题逐渐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成为市场预期和国际投机者关注的焦点，成为一些西方政客情有独钟的话题。其中的用意很明确，就是通过迫使人民币升值化解其长期积累的经济矛盾，为其他国家经济调整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在世界经济规模中的占比只有5%，人均GDP在世界的排名还达不到中等国家的水平，如此稚嫩的双肩怎堪如此之重负。
主张人民币升值的理由通常有，购买力平价，中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以及快速的经济成长。乍看起来，这些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却忽视统计的因素和全球经济运行的新变化。以购买力平价方法来衡量，我国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规模攀升到13%左右，但这种方法的致命缺陷是难以准确反映发达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在经济结构和生活质量上的差异。中国的经常项目对美国有较大顺差，但从多边贸易收支看，贸易顺差大大缩小，考虑到香港转口贸易的间接顺差，我国对美的贸易盈余要小得多。我国外汇储备增加是现有国际货币格局的必然反映。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下，资本净流动是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使得许多欠发达国家不得不把相当的国际收益用于外汇储备，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坚持扩大内需和出口带动并举的增长模式，实现对外对内经济的基本均衡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是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共同需要。在人民币升值外部压力加大和投机盛行的情况下，不能轻率作出改变现状的决定，重要的是坚决推进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正如温家宝总理、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多种场合所指出的，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考虑宏观经济环境，考虑企业承受能力，考虑金融改革的进度，考虑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考虑对周边地区以及世界经济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是中国的主权，每个国家完全有权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汇率制度和合理的汇率水平。事实上，人民币汇率改革脚步一刻都没有停止，就在最近几天我国采取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新举措，调整了一些产品出口关税。我们相信，人民币汇率改革会以中国的方式继续加快。在这一进程中，还会存在各种博弈和杂音。让我们重温伟大诗人但丁的那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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