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琦：广东企业家的后劲让人担忧

　　□赢周刊记者 庞华玮

　　张建琦简介：

　　西安交大管理学博士

　　现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企业理论与企业战略。

　　近期发表论文：《职业经理人进入民营企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民营企业经理人流失原因的实证研究》、《经理人“背叛”的机理与雇主的对策取向 》、《人力资本的性质与企业的剩余分配》、《人力资本交易与国有企业的契约关系》等。

　　“只干不说”已经过时

　　赢周刊：近段时间以来，您对广东、上海、浙江三地企业家综合能力进行了调研，据说结果很有意思：上海的企业家综合能力指数明显高于浙江的企业家，浙江的企业家的综合素质又略高于广东的企业家。你们的依据是什么？　　

　　张建琦：我们研究11项企业家能力，每一种能力的权重都不同。

　　第一是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有关。

　　第二是制度设计能力。广东的大多数企业家会制造产品的工艺和技术，但是很少企业家懂制度，由老板说了算，这种缺陷会造成企业增长速度减慢，产业转型减慢，技术创新减慢。

　　第三是战略思维和设计能力。真正好的企业家如果选定了好的新产业，他甚至会把经营了七八十年的产业丢掉。而现在大多数广东企业家还是在选品种，跳不出自己的产业。

　　第四是文化塑造。一个真正的企业领导者应该塑造一种文化，文化对人的影响、约束力有时比奖金更有效。

　　第五是人才培育制度。这也是广东企业的弱点，企业家说放权不放心，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到好人，或者说你没有把人培育好。

　　第六是社会资源的整合能力，我们在中央台经常看到浙江民营企业露头，而广东很多企业家只做不说，这对整合资源很不利。

　　企业家综合能力评价标准最核心的是这六项能力。另外，还有其他项目，比如贯彻执行能力，社会责任能力等。

　　赢周刊：广东有一个传统文化——“只干不说”，作为一个干实业的企业家，“说”很重要吗？

　　张建琦：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企业家说话结结巴巴，人家甚至会对你的企业发生怀疑，很大程度上企业家自身的形象、素质、品格就是企业品牌，严介和出来就是太平洋集团的形象，张瑞敏出来就是海尔的形象，人们会把两者画上等号。

　　这方面我举严介和的例子。他说的有时可能比做得还好，有人从北京跑来广州听他演讲，讲完之后，很多人给他递名片，这肯定会给他带来很多资源。

　　广东人“只做不说”，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不行的，不爱声张会影响企业的文化塑造力。严介和曾说，别人认为媒体是双刃剑，我说不是，媒体报道我，我何乐而不为，通过媒体报道，我不花一分钱就做了宣传。我的企业今天是浙江省知名企业，明天就是华中一带的知名企业，后天就是全中国的知名企业。

　　赢周刊：外界说“珠三角经济减速”，您是否同意，广东企业家的素质问题是不是直接影响到珠三角的经济发展？

　　张建琦：我认为珠三角经济有没有减速，这个问题还不能下结论。应当看三年五年的情况。与之对比，上海和浙江增长的速度加速很明显。

　　初步研究的成果显示，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与企业家的能力状况有明显的直接关系。我们初步的研究结果显示，现在的企业家综合能力指数是上海比较高，浙江次之，广东略低于浙江。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担忧广东将会成为中国一流还是二流省份。一个地区的经济规模直接受企业家的影响，每个企业的规模做大了，整个区域的规模才能做大。广东经济以后的成长规模、速度，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广东企业家的能力。

　　赢周刊：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您有没有试图寻找企业家快速提高综合能力的钥匙？

　　张建琦：中国普通高校，都是批量式生产、僵化式的教育，一直没有培养高级指挥官的职能和模式。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座高校摸索出培养高级指挥官的成功模式，中国还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有效的、快捷的培养高级指挥官的机制。我们学院开办MBA有8年的历史，我们一直在摸索，教授都在学习。我认为，目前中国的企业家比较重视管理的经验和艺术，但缺少理论，应当系统学习管理的理论知识。

　　国企的激励机制要跟跨国公司接轨

　　赢周刊：国企的激励机制问题一直是改革的难点，大家关注的焦点，您怎么看国企的激励机制？

　　张建琦：不能要求国有企业者完全无私奉献，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应该获得激励，激励要和市场逐渐接轨，但这需要一个过程。

　　目前国有企业的激励没有完善，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到位，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方式，我想现在的MBO，关于考核，关于国企的经营者应当收入多少，跟跨国公司的激励机制应当逐步接轨，但是不能否定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的激励，这显然是不行的。但是这应当有一个过程，以前国企老总、厂长是按照行政级别的，但现在主要的激励方式不应该是行政方式，不应当是从厂长到局长的晋升，而应当是经济方式。你给国家多大的贡献，要相仿于现代股份制企业，有相应的激励，不是说量上的一致，但至少在原则上应当相适应，不一定要给你200万，但我们毕竟是市场经济，国有企业也要在市场上生存，民营企业也要在市场中生存，如果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和民营企业经营者的收入过于悬殊，显然会影响国有企业的效益，而且发生国有企业人才向民营企业流动，这样对国有企业的发展更加不利，国有企业家也是理性，他会通过别的方式补偿，导致贪污腐败、挥霍浪费，他不能在个人收入上增加，就会增加职务消费，从中获取补偿。

　　中国式管理的法治思想被我们丢掉了

　　赢周刊：您认为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的差距在哪里？

　　张建琦：一方面，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不掌握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整个的管理体系、文化体系的创造也存在重大缺陷。我认为，中国企业走不出国门的原因，不完全是技术上的不完善，主要还是管理、文化、价值观的问题。

　　赢周刊：中国式管理的要诀何在？

　　张建琦：中国的古典哲学讲“道、天、地、将、法”、 “智、信、仁、勇、严”，你讲“道”，“道”就是价值观，得“道”的管理者，你的下属可以与你同心同德，一心一意，同生共死，不管市场起伏，工资高低，他死活都要跟你走。中国的管理，包括古典的管理，包括战国时期的法家，都是有法治思想的，而我们却丢掉了。

　　我认为，在继承和弘扬中国古典管理文化的基础上，还要把西方的东西吸纳进来，把它的东西变成我们的一部分。中国传统经典《中庸》、《道德经》都强调宏观把握，而西方是解剖式的。完全宏观式的把握不行，微观的计量和解剖依然重要，所以要中西结合。

　　赢周刊：您常说一个企业有没有竞争力，关键看他有没有核心价值观，这一点对中国企业发展的影响很重要吗？

　　张建琦：中国必须找到它的价值观。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大家都爱看

韩剧，其实韩剧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人在骨子里都在呼唤新的价值观，新的道德基础，新的理念体系，我们民族缺这个，经济走向就有问题。按照社会学理论，一个国家文化价值观的缺失，迟早会阻碍经济发展。

　　为什么要强调中国式的管理，包括弘扬中国古典哲学，都有这一层含义。现在美国有它的思想价值观，韩国也把我们的传统文化拿过去，但我们中国现在却找不到我们的价值观，新的价值观体系是什么？我们得补上中国的缺失，这时代需要有一批精英来奔走呼号，来引导社会创立新型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