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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广东经济何去何从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3月23日 11:20 赢周刊

  2006,广东经济面临来自于政策与市场的几股力量,这几股力量将左右这个曾经的经济引擎,将其引向一次巨大的变革。在炙手可热的“约束型”、“能源”等等关键词背后,广东经济将呈现怎样的生长态势?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怎样决定广东的未来?

  本文中,我们试图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来解读我们身处的环境,同时对决定广东经济发展的几股力量作一次梳理。

  ——编者

  四大阻力延滞腾飞步伐

  □赢周刊记者 肖南方

  3月10日下午,广东外商活动中心四楼国际厅座无虚席,“2006广东房地产市场景气分析会”在此举行。

  从2001年开始,这已是广东省房地产市场景气分析会的第六次会议了,在2005年政府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力度,各项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陆续出台,而广东全省房地产的价格同比增长7.7%,个别市场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幅度超过了10%的情况下,2006年广东省房地产市场的走势怎样?政府如何调控房地产市场?商品房价格的走势是否平稳、平衡发展?这些问题无疑成为最吸引人关注的议题。

  土地资源无法再生

  据广东省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处处长姚瑞华介绍:“2005年广东商品房屋平均销售价格在2004年增长9.1%的基础上增长了7.7%,其中商品住宅平均价格增长8.1%,各地区房价上涨过快成为政府和有关部门、社会关注的热点。”

  实际上,2006年的房地产业就格外受人关注。开年就涨声一片,而在2月份,广州房管部门却出来说,近期楼市不排除哄抬因素,要市民谨慎入市。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有关人士甚至呼吁:推迟买房就是对广州房产业作贡献。

  对此,广东省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魏清泉在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时强调:“在社会经济环境和一系列政策的影响下,平稳会是今年的主调。2006年广东房地产市场在国家继续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增长速度在10%~12%都算是平稳的,房地产市场销售仍将保持畅旺。”

  他认为:“要保持广东经济的快速发展,就必须保持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发展。”而且,面对这种房价不断走高的情况下,政府还是有比较强的调控能力,不用担心会引发大规模的或者是尖锐的社会矛盾的出现。

  不过,魏也指出:“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市场自身持续发展,供求关系变化导致。而土地增量和存量住宅供应有所减少,供求关系日趋紧张,直接引至房价的增长。全省空置商品房屋面积进一步减少,同比减少51亿平方米。同时,新增土地供应的持续紧缩与存量土地的逐渐消化,使近年来年度土地难以满足每年三四千万平方米的住房需求。”

  广东省建设厅住宅与房地产业处处长杜挺则表示:“在新的一年,我省对房地产发展的总体部署是:在贯彻国家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同时,抓住机遇提升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和质量。” 同时重点做好“落实增加普通住房供应的措施。同时,适度增加土地供应量,缓解市场供求矛盾。特别是对于供求矛盾较为突出的城市,适当增加经营性房地产用地指标,切实增加公开出让土地的数量”。

  3月13日,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成建三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认为:“像土地这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多年来的发展已经使得可供建设的土地并不多了,而这个现象现在山区、粤西、粤北也同样遇到了。”

  能源短缺使广东减速

  成建三表示:“目前,资源约束对广东最为明显的莫过于能源和劳动力的制约了。”迄今为止,广东已经历了持续三年的“电荒”,今年更是达到峰值。2005年广东出现了近十年来电力供应最紧张的局面,电量总缺口约为全社会总用电量的9%。

  广东鸿晖企业集团是一家以出口运动鞋为主的南海企业,其董事郭佳杰告诉记者:“一方面,2005年用电特别紧张,要求错峰用电,不但电价提高,并且每周停电三四次,这是以往从没有过的高频率,鞋厂不得不大量购进柴油自己发电,柴油的价格上升,企业能源在成本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另一方面,原材料价格也大幅上涨。就在制鞋成本不断上涨的情况下,鞋子的价格不但未上升,反而略有下降。去年上半年,鞋厂利润有5%~8%,而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利润下降了30%。”

  他担忧道:“如果能源情况接下来还像现在这样,鞋厂就得倒闭了。”而郭佳杰所说的情况在广东企业中并不是少数,2005年以来,珠三角地区工业企业普遍存在“开五停二”,甚至“开四停三”的情况,在珠三角投资的商人对此颇有怨言。

  而在本报早期的能源短缺调查数据显示,每缺1度电,就会对广东经济造成8~10元的损失。据了解,去年上半年因电力短缺,广东工业增加值增速就被拉低约7个百分点,全省GDP增长被拉低约4个百分点。

  由于能源和资源价格的上升,下游产业的利润受到挤压,珠三角工业走弱。记者从广东省统计局了解到的最新数据显示,广东工业生产放缓,企业亏损面和亏损额大幅上升,广东38个大类行业中的16个出现了利润负增长,这一数字在去年是9个。

  资源消耗已接近极限

  为什么一向高歌猛进的广东在今天如此受制于资源的约束?成建三分析认为:“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就必然会遇到资源的约束,像今天广东经济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就已经使得广东可供的资源环境到了顶端。资源拥有量及持续供给能力,已经开始影响到广东经济的持续增长问题。”

  广东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下,高投入、高消耗、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现象比比皆是,经济增长还没有摆脱粗放状态,经济增长因此付出了比别人更高的成本和代价。快速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消耗大量自然资源实现的,加之在资源使用上的大手大脚,必然加剧原本就紧张的资源形势。

  成建三指出:“广东政府为了维持经济的竞争力,吸引投资者的眼光,在公共服务机构,如水电供应方面,对价格进行了严格控制,长期以来,都位于超低价,而由于价低,使得使用单位感受不到相关成本的压力,就造成了用量大、浪费多的后果。

  为什么前段时间煤气价格会大量上升,就是因为这些资源提供部门的压力太大了,希望用市场的手段来调节。”

  根据成建三的观点,广东资源紧张早在20多年前就存在了,因为广东资源本身大多就是依赖外部辅入,如煤、气、电、油等,但“由于早期没有对这些资源做好预测,当时政府没有想到这么远,也不可能做好预测,因为全国都是这样子,只不过广东粗放型增长方式更为明显而已。”像控制火电厂项目上马的问题,全国都在严控,几年都没有批建火电厂了。

  成建三指出:“广东的资源消耗已接近极限,由于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呈滞后性,像土地、环保、工业原料等约束可能要在今后几年才会真正起作用,像能源、劳动力特别是劳动力的问题已很明显地影响到了经济的发展。”

  据成建三介绍,影响广东至深的“民工荒”只是很表面的表现形式,其深层次是一个城市的人力资源结构问题,像东莞长年累积所形成的人力结构就使得东莞城市经济只适合发展中低端的市场。“再过几年,你就会发现,深圳和东莞两个城市经济发展内涵会明显不一样。”

  人力储备前景严峻

  缓解资源约束矛盾,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考虑长远效益的而不是仅仅计较短期利益的,但真正做起来却有相当的难度。成建三认为,一个地方的发展需要有物质资源,还要有人力资源,要发展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模式,需要根据现有的资源条件来分析。

  “对于不同的资源约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像人力资源问题,广东的发展靠的都是外地的人才,所谓“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但近年来各区域发展后,以为工资高就可以留人的想法受到挑战,而广东又并没有进行人才储备,所以,就应该改变人才投资力度和改善人力结构,加大教育投资。

  “由于受资源性约束太大,广东发展不一定要靠资源性产业,而应该发展以人力资源为主的产业,如果从资源性方面来发展,山东、江苏未来的发展铁定超过广东,因为这两个地方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质量和效益较好,土地、工业基础、资源等都比广东形势要好得多。”

  因此,成建三建议,广东应该寻找自己有优势的产业,而不是去发展以资源高消耗为主的产业,比如在贸易、新经济、高端服务业方面,广东具有先天性优势。像在新经济方面,广东目前的现状还不如江浙一带对信息产业的相关产业的探讨多,一些新兴类企业、新商业模式的上市公司、新材料新能源技术开发都是发生在江浙一带。广东虽然提出过要发展软件业、集成电路产业、重化工业等等,但是在资源环境、人力结构、管理心态等方面并没有转变过来,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发展起来,只是还在死守着传统的9大支柱产业不放。

  成建三担忧道:“很可惜,没有被重视广东在新经济等方向的优势,还没有寻找到新的主导产业。虽然意识到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变,但如何转变,向何处转变目前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提法,广东还缺乏一个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共识。所以,没有去做一些深入的产业研究。这点让人担忧。”

  (本报记者庞华玮对此文亦有贡献)

  战略产业:广东企业的当务之急——对话珠三角经济研究院院长王廉

  □赢周刊记者 余济是

  在3月5日的人大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内容进行解释时,简要说明了其中两个方面的重要目标:一是今后五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二是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目标。这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中国下一阶段的基本发展战略将走向“约束型”,这也意味着中国上一阶段扩张型狂飙突进时代的终结。

  劳动高密集、高能耗,通过高速增长并以部分破坏环境为代价获得局部增长扩张型经济增长方式,正是广东作为先锋为中国经济发展打上的时代烙印,中央将未来的改革路径设定为约束型,其直接的指向就是要终结租放发展模式。

  广东何为?这是一个问题。

  赢周刊记者就此与珠三角经济研究院院长王廉先生进行了一次专题访谈,借一家之言,以为广东寻找新路径抛砖引玉。

  考虑空间上的城市红利区建设

  赢周刊:中央提出的约束型发展路径,很明显,将会给现有的经济发展套上紧身衣,广东应该如何在适应中央路线的同时,寻找到一条新的发展模式完成经济转型?

  王廉:我们一般的经济专家在回答此类问题时,总是就国内谈区域,就广东谈发展,这一点上,我是不太认可的。我的看法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要建立一个背景性的视野来审视广东。

  这个背景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当下的世界正在进行第二轮全球化,与第一轮全球化以工业化为主体不同,第二轮全球化是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在这个维度上说,广东的最大挑战是它还没有进入这一轮的全球化,它的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不足40%;第二,从城市化的维度上看,按照2003年全球都市圈的划分,珠三角都市圈虽然名列全球第十大,但却缺乏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首位城市,缺乏区域性国际城市。中国的北京、广州和上海,也只是进入了国际化城市中的第二类,发展差距很大。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广东的当务之急是考虑空间上的城市红利区建设。以纽约都市圈为例,它在差不多100万平方公里的红利区里产生了经济总量的30%,这就对该都市圈的经济结构形成了巨大的调整作用,而我们珠三角地区却没有形成明显的空间上的城市的红利区,缺乏核心商业资源区和核心商业聚集区,产业分布趋向一致,产业结构高度同构,还处于较低层次上的异质同构,即使有心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也无处下手。虽然我们的佛山、顺德经历了二十几年的工业化建设,但也都没有形成相应的红利区,都还处于平衡的发展阶段。

  其次是产业集群区的建设,形成集群城镇集群行业。珠三角虽然有一些产业相对集中的县市和城镇,但距离产业集群区却还有很大差距,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标准,一个产业集群区的形成,应该形成明显的上下游产业链,区域内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比例应该保持在2∶8或者3∶7的比例,而企业的利润来源则有20~30%来自服务业,只有借助这种拉长服务业链条的办法,建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分配性服务业,产业转型才有可能。

  比如作为广东经济代表的顺德,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格兰仕、美的、科龙、容声等全国叫得响的家电制造巨头云集其间,似乎是不可一世。但它们共同的特征是:中间大两头小,上游自主研发能力不强,创新产品少,下游的行销也不能掌控,未摆脱传统家电业的束缚,而传统家电业利润正变得越来越薄,当然也影响到顺德的增长速度。而其闻名华南的乐从镇的家具和陈村的花卉,都号称是亚洲最大的市场,但是却难以上档次,处在低水平发展阶段。这就好比一个宝塔没有宝塔尖,只是基脚大而已,别人随时都可以复制。这种谁都能进行复制的行业,是很难想象能够形成产业集群的。

  广东一直忽略发展战略产业

  赢周刊:企业如果按照这种利润产生比例,会不会因为拉长战线,而分散主业的竞争力呢?对于中国的众多制造业企业来说,如何做大做强,完成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似乎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王廉:在我看来,能不能成为

世界500强并不是最重要的,对于企业来说,当前来看,能不能够完成从生产规模性投资向利润收益型的价值投资转型,才是更重要的。我们的企业投资一直表现出刚性投资过强而柔性投资不足的现实,仍然停留在实物经济的硬投入上面,而忽视了敏捷性投资、知识性和服务性的价值投资。珠三角的资金,包括港资在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急功近利,而缺乏战略眼光。改革开放20多年来,香港工业迁到了大陆,但更多是厂房搬来了,而不是像台湾通过把加工基地迁到大陆来完成产业升级,忽略了技术研发,以至于现在来重新‘补课’。

  赢周刊:说到战略产业,广东这几年实际上开始已经有了明显的自觉,包括集中力量倾力打造重化工业等,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发展战略性产业的意识。

  王廉:但是广东政府方面对发展重化工业,似乎有点太过偏爱了。我认为广东除了重化工业外,更应该考虑进去的是对一些新兴行业的投入,现在看得见的一是发展航空业,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中国现有机场140多个,到2010年要再建146个机场,几乎是翻了一番,而民航现在每年都保持20%的速度增长,广东完全有条件借助珠海航展,来发展通讯航空和航空制造业,将珠海打造成航空工业城。时下,珠海一家生产

发动机的公司效益奇好,也一定程度证明珠海有这样的基础。而国际标准显示,航空业对其他行业的拉动能力是传统制造性行业的10~30倍。二是发展造船业。广东的海岸线长度居全国首位,而广东唯一可以称得上是技术创新的行业就是造船,广东也是环渤海、
长三角
之后,全国第三大造船基地。

  赢周刊:中央现在把科学发展,自主创新作为现阶段的主要发展方针和强国之道,这恰恰是广东的局部短板,你认为政府方面对此应该有何作为?

  王廉:政府首先应该改变过去的产业扶持政策,全面转向以奖代投方式,鼓励中小企业和服务性企业。广东现在有32万~34万家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拥有量居全国第一,但是距离国际标准还有很大差距。国际上一般的标准是平均每个企业的人数是18~22人,而按照1亿人计算的话,则是平均每个企业将近300人。而国际一般惯例,一个大型企业周围大致会有8000~10000家小企业为它服务,这样既拉动了消费,解决了就业,也更有利于产业集群区域的形成。我再举个例子,美国硅谷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类似的硅谷多达150处,后经调研发现,15~50人的小企业团队更具有创新意识,州政府就出台相关政策,对15人以下50人以上的企业照例征税,而对15~50人团队的小企业进行每人每月奖励400美元政策,很快就焕发出了创新竞争能力。

  另外,还需对公共产品建设和公共产品经营制度进行调整,政府应该以奖代拨,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公共技术平台。我们往往说中小企业缺乏技术创新冲动,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缺乏创新实力,并非每个企业都有经济能力建设技术研发平台,而我们的中科院等类似机构本来是社会公共服务机构,现在却走向了全面市场化,去实验室做实验要收钱,去鉴定要收钱,公共资源配置明显不合理,但一般的中小企业显然不可能花费大量资金建立耗资巨大的实验室类机构,这就要求政府采取以奖代拨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奖励推助创新型企业创新型项目发展;一方面奖励和鼓励非政府机构建立类似的公共产品服务机构。这既解决了众多中小企业的创新瓶颈,也实现了部分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型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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