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球找油背后：被忽视的国内能源改革

　　本报记者 赵忆宁

　　4月，乘坐CA 937飞往伦敦。

　　邻座是一位中石油管道局的技术人员，为中国在苏丹的石油管线购买关键性部件，他指着手中的清单说，这次是到欧洲几个国家验收产品。他告知，管道局在苏丹有1000多人的 工作人员。

　　飞机上的巧遇可谓是中国全球性找油及反响的写照：中国四大石油旗舰公司派出近千个工作队伍在全球30多个国家寻找资源，无论是勘探开发还是合作生产，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上个世纪被称为“帝国主义瓜分资源”，今天，随着廉价易开采

石油储备的逐渐枯竭，“瓜分资源”的队伍中出现一张“新面孔”，既不客气也不畏惧地与老牌石油公司同台表演，并引起骚动与惊恐：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最近警告说，“全球围绕控制能源资源的战斗可能会演变成现代版的19世纪殖民争斗”；“中国已经与美国在一些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竞争石油储备了”；“中国从美洲买走的每一桶石油最终都意味着少一桶油供应美国市场，也就意味着美国需要从其他地方找到这一桶油”。

　　中国“走出去”找油的根源是什么？“不惜成本”在“高风险地区”找油，是不是好的选择？到底是坚信“握在手中资源的拥有”？还是相信“在石油市场中的获得”？中国的能源不安全到底是“实际的不安全”还是“惊慌”中放大了“感知的不安全”？这些问题十分敏感，也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欧洲报道

　　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1996年成为原油净进口国，中国告别了自1965年以来的石油自给自足的时代。

　　仅仅十年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第三大国，对外国石油的依存度从不到1%上升到了48%，而且在新世纪的前5年能源需求量以每年大约15%的速度增长。

　　无人能够准确地估算中国进入以制造业、钢铁和汽车业为主导的重化工业时代，不断加速的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以及3356万汽车保有量的中国，未来对石油的需求到底是多少？

　　为了掌握原油获得的主动权，减少对市场定价的依赖程度，中国石油企业走进非洲、穿越拉美获得“股份油”，以增强国家的能源安全。

　　强烈的“感知的不安全”从未有过地困扰着我们，使得近十年来“寻油”的脚步越走越快。而能源安全从根本上讲，是当我们需要能源时，应当是可获取的、价格合理的、并且与消费者的需求和环境的要求相符合的。这其中我们忽略了什么？

　　感知的能源不安全

　　在世界范围内，通常关于能源安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石油安全问题上。为什么能源安全成为最热的话题？为什么老百姓或是政府决策者都对能源产生不安全感？而人们是通过事件来感知能源是否安全。

　　中国面临一个被成熟的国际石油公司、西方工业国家以及不稳定的石油出口国所控制的全球能源市场，这个市场不稳定而且很残酷。围绕着中国对海外石油的可获性，除了油价上升之外，有两件事情拨动着敏感的神经，直接反映出中国对获得可靠的能源供应的脆弱性的感知。

　　一年前，中国的石油公司收购优尼科时所遭受的挫败仍旧历历在目，这种公开的非市场与商业性的“双重标准”、强化意识形态对立的尖锐措辞，以及美国在全球石油工业中的巨大影响，预示着中国公司的全球并购决不会是一帆风顺。

　　还有就是伊拉克战争，其改变了中国短期和长期进口石油的可获得性，排除了中国在伊拉克发展大型资产的可能，而美国及盟国的石油巨头更容易获取丰富的石油资源。

　　战前的伊拉克每天供应中国进口石油7万桶(占到中国当年进口石油的一半)，目前这个国家的世界第三大石油蕴藏区被美国重兵把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在1997年签订的一个价值13亿美元的合同，其生产潜力估计达到每天9万桶。此外，中国瞄准一个更大的油田的股份(Halfayah)地区，每天可以生产30万桶石油。这两个地区加起来就可以提供中国2004年总进口石油的17%。

　　中国一半的石油进口来自中东，四分之一来自西非，由于美国对波斯湾的战略控制，其海军控制了关键的能源运输海运航线，因此其可靠性存在严重的问题。如果说中国进口石油的供应国集中在不稳定和充满冲突的地区，对中国的石油安全形成一个威胁，那么其石油供应的脆弱也与石油运输的可靠性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谁承担了中国进口石油的运输和其进口石油经过哪条路线。

　　2002年中国进口了6941万吨原油，但其中只有7%是通过铁路运输，主要是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中国进口石油的绝大多数，93%是通过海洋运输的。然而，在这通过海运的93%中，中国的原油油轮只运输了其中的10%，90%是通过外国船只运输的。这意味着，外国油轮运输了中国进口石油总量的83.7%。因此，对石油运输的有限控制毫无疑问地使中国的石油进口遭受各种中断的风险，尤其是在意外事故发生的时候，增加了对中国石油不安全的威胁。

　　敏感的马六甲海峡一直困扰着中国。除了从委内瑞拉进口的石油外(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0.5%)，都必须经过马六甲海峡，大概在80%-85%之间。这条运输线最狭窄的地方——新加坡海峡的Phillips Channel只有1.5英里宽，除了随时都有船只相撞、搁浅或者石油泄漏的潜在危险之外，海盗袭击和潜在的恐怖袭击都有使海峡被迫关闭的风险，海上运输航线都在美国海军或者其盟国海军共同的巡逻监督下。

　　中国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口石油缺乏可靠性的另外两个因素就是海盗袭击和潜在的恐怖袭击。根据国际海事局的统计数据，马六甲海峡在1999年只发生了两起海盗袭击,在2000年迅速达到顶峰75起，接下来的两年有所减少，但过去两年又反弹回去。这些袭击使得马六甲海峡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水域。这与中国石油不安全的可靠性与可支付性联系在一起。

　　据《金融时报》报道，2004年平均每起绑架的赎金大概是5万美元。此外，通过这一地区的船只与货物保险费率迅速上涨。英国安全咨询机构帝盾安全研究所(Aegis Defense Services)的一份报告中，将马六甲海峡列为战争与恐怖袭击风险区。另据世界知名的保险经纪人公司达信公司的预测，由于这个新的风险标签，船主将面临大约每年5000万美元的附加保险费。石油运输成本的提高将导致高油价，从而增加中国外海石油的支付成本。

　　对石油来源渠道的稳定性，中国本身难以把握，再加上能源市场已进入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孤立事件都有可能牵动石油市场发生动荡，从而有可能使中国处于被动状态。

　　中国“走出去”找油的根源

　　总体而言，中国保持着一个比较高的能源自给率。1978-2004年之间，其总的能源需求平均97.4%是由国内供给的，2004年全国仅有6%的能源供给缺口。

　　如此高的能源自给率意味着中国的能源安全吗？有四条检验标准将帮助我们做出判断：中国有充足的能源供应吗？它的能源供应可靠吗？它的能源价格是通过与其购买力相称的方法制定的吗？同样重要的是，它的能源消费损害环境吗？换句话说，中国的能源安全，跟其他国家的能源安全一样，都是多方面的。因此，仅仅注意到总的能源平衡是不够的。

　　中国经济连续20多年的高增长，成倍数增长的能源需求使人们把新的注意力转向不断增加的能源安全问题上。

　　美国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全球安全研究中心孔博研究员，把中国的能源不安全分为实际发生的循环性不安全和感知的不安全。

　　现实的不安全包括结构性的不安全和制度性的不安全，而感知的不安全则着重体现在能源的可获得性、可靠性、可支付性。“同时考虑现实的和感知的不安全是很重要的，因为前者证明中国能源不安全的广度，后者指向中国对于不同来源的不安全所采取的政策反应。理解这些解决措施怎样反映实际的安全问题，将把现行政策的含义进行分类，从而突出未来战略中任何需要调整的地方。”孔博说。

　　石油专家们告知，中国已探明的剩余储量只有23.8亿吨，这意味着如果按照现在的生产和开发的速度，如果不能增加探明储量，中国的石油储量只能开采14年左右。

　　当国内无法满足不断增加的石油需求，随之而来就是对国外石油依赖程度的提高，即引起石油不安全的感知——国外石油的可获得性、石油进口的可靠性和石油进口的可支付性，无论是哪一个方面，都形成对中国石油安全的威胁。

　　正是石油进口的可获得性、可靠性、可支付性形成石油安全的三角关系，强化了我们对于供给中断脆弱性的感觉，形成了中国石油不安全的感知，而这些正是中国“走出去”的根源。

　　在能源安全中，电力、天然气供应安全都是最重要的，由于电力缺乏，尤其是在中国东部和南部，不得不在非常炎热的夏季度过没有电的生活。在中国最热的城市之一湖南省长沙市，居民们每四天停一次电。据估计，2000年以来的五年中由于电力短缺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1万亿元，相当于中国2001年GDP的10%。电力短缺还导致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短缺，从而在中国造成一幅总体能源危机的景象。

　　但是，电力短缺被认为只是一个暂时现象，只要投资增长即可以弥补缺口，所以并不认为是一种不可控的不安全。在电力缺口加大的2002年- 2004年，分别增加了1165万千瓦、3000万千瓦、和5055万千瓦的装机容量，三年增加的总装机容量超过英国的总和。

　　由于电力投资缺乏协调性的增加，中国很快就会迎来电力过剩。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指出，一些地区的电力过剩将在2006年下半年出现。这种现象恰恰是能源循环性的不安全。

　　不该忽视的“制度性”能源不安全

　　是否我们放大了中国对石油进口的可获得性、可靠性和可支付性的感知不安全呢？

　　也许不一定，但是我们确实忽视了能源政策制定体系的不完善。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外部向内部转移，可观察到，中国能源不安全的另一面，是不仅缺乏一个制定和执行合理的能源政策的政策制定体系，而且缺乏一个建立在市场价格基础上，有效配置能源资源的能源市场。

　　媒体更多地关注三大石油公司进行一场全球性的能源寻求活动，而忽视了推动国内能源体制的改革之路。

　　在中国由谁制定能源政策是不明确的。

　　自从1993年能源部被撤销以后，中国就不存在单一的中央能源政策制定机构。近期中国政府开始以一种系统的和综合的方法来解决其能源安全问题，除了在2005年5月成立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外，为了处理其日常工作，又成立了一个由24人组成的国家能源办公室。

　　尽管如此，“中国的能源政策制定体系中有太多的主体，主体之间缺乏协调，分工也不明确。因此，谁在制定中国的能源政策，以及政策制定后谁在执行通常都是不清晰的。”孔博认为。他把这种多层次的中国的能源体系比喻为有“太多的厨师”。

　　他分析说：“所有的权力，包括决策权、监管权或者执行权都被分享或者分开，更重要的是，在决策过程中各种机构的权力都没有明确界定。因此，任何决定都必须经过漫长的讨价还价才能达成一致意见，从而使中国的能源决策过程变得漫长和杂乱”。

　　以能源局为例，它只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下属的20多个司局之一。它只有30个员工，其中只有3个人负责搜集和分析能源数据。相比之下，美国的能源部有1.4万名员工，其中有600人主要对美国和国际能源市场统计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

　　能源局人员的短缺，也使得他们陷入处理日常事务和行政工作的蛛网中，而不是集中于协调和长期战略。因为单是大量的能源项目建议和评价工作就已经使这30个人忙不过来，耗费了他们所有的时间，使他们根本不可能集中去思考国家的总体能源战略。

　　我们熟悉《美国的能源政策》，也知晓日本刚刚公布的《新国家能源战略》，但是没有看到官方发表的中国能源战略，我们不能确切地了解中国的能源政策，这是我们不能感受到的“制度性”的不安全，但是它又是那样地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