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鹅生病中国付药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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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6月15日 15:59 21世纪经济报道 | ||||||||
本报特派记者 赵忆宁 华盛顿报道 美国主流界比喻美国是下金蛋的“鹅”。他们认为,美国必须保证这只“鹅”的健康,但是现在“鹅”生病了,所以必须吃药。按照他们的逻辑,下金蛋的“鹅”是吃了太多的
这只病“鹅”吞下“迁怒”的药。美国无视中国固定汇率制给亚洲带来的稳定、中国的繁荣使日本摆脱了经济衰退,并促进了全球的繁荣,而是迁怒于中国在贸易上获得的成功以及汇率政策,指责中国搅乱全球资本流动和破坏全球经济稳定,迁怒于中国制造业的高效率,甚至迁怒整个亚洲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美国“医生”的诊治不太专业。犹如医生不是让患感冒的病人增强免疫力,而是迁怒全球的气候变化,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美国人混淆了哲学概念的因果关系。 美国没有反省病症的内部原因。实际上,在脆弱的美国经济阴影下,维持自由贸易体系的资本已经开始摇晃,当难以充当自由贸易体系的卫士时,逼迫中国人民币升值,再次对亚洲经济指手画脚,目的是逼迫整个亚洲货币升值,而这种做法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极其糟糕的。因此,当美国敦促中国调整人民币汇率时,中国没有理由不捂紧腰包,也没有理由替他人付账单而对美国言听计从。 日本汇率的另类反思 1971年,伴随美国出现失控的恶性通货膨胀,日本在美国高压下被迫转向浮动汇率。在此后25年,日元兑换美元从360日元兑换1美元急速上升到80日元兑换1美元。但是贸易失衡依旧没有改变。 由于贸易伙伴不断向日本施压推高日元,使资产泡沫形成继而破裂,日本经济从此陷入严重衰退。1980-1990年代,日元兑美元的汇率浮动都在20%左右。为了说服日本消费者和企业持有他们认为风险很大的美元,日本不断下调日元利率,直到接近零。正是如此,日本丧失了运用利率政策杠杆刺激经济的手段。 这是一段人所共知的历史。几十年过去,当美国逼迫中国汇率升值的时候,谈起日本往事,华盛顿的“坦率”还是出乎意料,虽然日本是美国的战略伙伴。 国会一位权威人士对记者说:“日本的历史告诉我们,1970-1980年代当日本处在经济起飞时,美国对美日之间不公平贸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日本不仅经济起飞,也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目前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已经是全球贸易大国,与中国不公平的贸易问题一定要解决,已经刻不容缓。”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已经尽在言中。 这种声音在华盛顿不是孤独的。前任美国驻日本大使、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顾问理查德·麦考马克承认当年美国政府在外汇问题上给日本太大的压力,导致了日本经济14年没有增长,但是他对记者说:“我不想假装我知道中国的所有情况,但是我对美国非常了解,现在的状况比1985年更糟两倍,面临解决困难的措施也困难两倍。如果中国外汇储备继续增加,人民币兑美元压力还会继续上涨。这种趋势会对美国经济的长远发展造成巨大的不稳定影响。所以我们必须现在提出议案,现在采取措施会比三年之后要好得多。” 前世界银行驻北京总代表鲍泰利将从1990年日元开始下挫,到现在还是没有调整过来的原因,归结为“日本做出调整时机太晚,措施太急”。 日本经济正是在美国高压之下衰退,近来在中国因素作用下出现复苏势头,一旦人民币汇率变动,日本经济是否将再次受到打击?美国是否考虑日本利益?理查德·麦考马克回避直接回答,而是说,“当日本在1970-1980年代出口高增长之后,许多亚洲国家效仿其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直接导致今日美国的巨大贸易逆差,亚洲强调有效率的出口产业,但是容忍低效能的国内市场”。美国人不能原谅日本在亚洲作了一个“坏的榜样”。 理查德·麦考马克谴责亚洲的出口导向战略。他认为,亚洲占世界经济1/3的地区,亚洲的出口导向策略正在危害整个全球的贸易体系。亚洲从出口市场中挤榨其它国家,使美国变为更大的不可持续的贸易赤字国。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需要从出口导向的增长转向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给予中国惩罚关税的威胁虽然是一种愚笨和危险的方式,但是没有比它更好的做法”。 盯住亚洲整体货币 显然,中国汇率是一服“药引子”,瞄准为美国病“鹅”支付账单的范围将是整个亚洲。美国希望运用汇率政策调节其贸易收支以达到外部贸易平衡,开始撒下大网。 记者提问,美国一直在倡导经济全球化,中国是全球化的后来参加者,倡导全球化的美国“鹅”生病了,就要由中国来付药费吗?理查德·麦考马克说“当然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亚洲地区的货币都要有广泛的升值,包括日本、台湾地区、韩国等等。中国在太平洋经济中起着核心作用,如果人民币不升值,亚洲其他国家的货币也不会升值。” 显然,美国已经把中国视为松动亚洲汇率系统的关键因素。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莫洛伊对记者说,“根据我在美联储工作的经验,包括台湾、韩国、日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都是故意低估币值,使美国的贸易处于不利的地位。中国汇率受到特别关注,是因为美国最大的贸易赤字来自中国,因为人民币汇率固定,使亚洲国家都看中国的行动,只有改变中国才能改变亚洲其他国家”。他明确地告知:“我们希望和中国讨论这个问题,使得中国变动汇率之后,美国可以利用得到的进展继续向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施加压力,使美国贸易赤字的压力得到舒缓。” 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罗伯特·斯考特认为,从1997年开始,从全球范围出现了很大的贸易不平衡。不平衡主要是东亚国家有贸易的巨大顺差,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从全球角度看,只要有顺差肯定有人承担逆差,而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逆差国,大约占了世界逆差份额的80%以上,接下来是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等等。这种全球贸易不平衡的状况是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的。 “对于顺差国,他们吃进美元总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如果所有亚洲国家汇率一起升值移动,它将是一次缩小美国和亚洲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的机会,不仅会加强美国出口到亚洲的能力,同时将减缓放慢美国进口,解决美国的贸易不平衡。”斯考特说。 对此,鲍泰利建议:“中国、日本等顺差国应与美国、英国等逆差国坐到一起,做一件类似1980年代的‘广场协议’的事情,共同讨论汇率问题”。 “好处论”与“替罪羊” 人民币汇率是否调整,在华盛顿思想库占居主导地位的是对中国“好处论”,它的表述不同于国会对中国汇率的高压指责,似乎是为中国着想。近来持“好处论”观点的人多了起来,原来持中间观点的人也开始加入。 霍普金斯大学中国中心主任兰普顿(David M. Lampton)曾反对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但是现在他越来越多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可能对中国本身有好处”。他认为,“中国面临通胀压力,在不断积累外汇储备维持当前的兑换率,同时也不断地增加人民币的货币供给。如果人民币有一定的小幅升值,首先是对中国有好处,也在比较小的程度上缓解美国贸易逆差。如果亚洲其他国家也跟随这个大潮调整汇率,那么对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也会有好处”。这是他越来越倾向于支持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国会研究服务局的韦恩·莫里森认为,中国采取与美元紧钉的汇率政策,在当时是非常聪明的举动,因为那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已经变得很大,经济内部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一直采取紧钉的汇率政策,首先会产生内部经济价值的扭曲,另外也不利于银行体系的改革。因为在紧钉体系下的央行,为了保持汇率就要不停的买进美国政府出售的债券,可能会导致非理性的投资。如果中国逐步过渡到浮动的汇率,从长远看对中国的经济是有好处的。 持“好处论”观点者一致认为,人民币汇率浮动将有利于中央银行实施自己的货币政策。由于人民币紧钉美元,人民币利率不可能偏离美元利率太远,直接导致中国央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没有太大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由格林斯潘来确定的。”鲍泰利说。 “目前中国治理经济过热,中央银行只能借用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如果中国的汇率政策有一定的变动,就不仅只是采取政策性手段,中国政府可以采用更加柔软的控制方法”。针对宏观调控中的货币政策,韦恩这样认为。 在这场美国知识精英的辩论中,只有极少数人站出来为中国说话,坚持“替罪羊”之说,很像坚守阵地的战士左拼右杀。少数派声音不仅遭到美国媒体的封杀,甚至有人直白地告诫记者,不要被“无知的人错误的引导”。如果说是“对经济学非常了解的人,对国家安全不是非常的了解”,似乎尚能接受,但是对“一些人对中国说好听的话,是因为会对他们有利”,既不通常理也莫名其妙。这就是少数派目前的处境。 艾伯特·恺窦(Albert Keidel)是少数派的代表。2004年加入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之前,他就职于在美国财政部东亚办公室。 艾伯特于去年10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不要拿中国的汇率当替罪羊》之后,当他再次投稿给美国主流报纸时开始发生变化。在他的办公室艾伯特气愤地说,5月4日华盛顿邮报社论专栏刊载罗伯特·萨缪尔森Robert J. Samuelson的文章《与中国的贸易紧张》,我为华盛顿邮报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其对中国货币和经济的误解,指出这将增加美国保护主义的危险,但是他们不发表我的文章,建议我变成一封信,这封信刊登出来只有5行。 汇率的方向 艾伯特为何受到排挤?显然其观点与主流派背道而驰。中国的汇率制度是否有必要马上改革?他认为“没有急切的需求”,因为中国的汇率制度不是产生贸易不公平的原因;中国的汇率制度是否需要迅速地拥有灵活性?是否要马上开放短期资本账户?他认为“没有马上开放短期资本账户的必要”,因为中国尚不具备开放短期资本账户的条件,这需要有灵活性和良好的金融监管机制。 如果中国汇率变动将会产生哪些风险?“不至于造成一种金融危机,只是一种麻烦。”艾伯特说。如果中国汇率进行小幅变动,投机者会认为还有的是机会,更多热钱将涌入中国;如果大幅调整汇率,资本就会向外流出。只要中国汇率变动,就会导致不稳定,央行要做很多工作,也加大汇率的不确定性。 艾伯特认为,虽然中国目前有1500亿-3000亿美元热钱,除非中国出现比较大的决策失误,否则危机的可能性极小。第一是突然决定打开短期资本账户,第二是让汇率有灵活性;第三是一直不让汇率变化。中国的决策者只要犯了这三种错误才会有危机。“我个人的想法,中国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中国不会听从美国人的指挥,很大的原因是基于宏观经济稳定。从长期来看,改革银行体系是中国自己的经济利益,以确保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下一步汇率将朝着什么方向及如何改变?曾在1993年底中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作出贡献的鲍泰利建议,“中国应该重新拾起1994年公布的外汇体制改革方案”。 1994年1月1日中国公布了外汇改革方案,从1994年到1997年,中国对于人民币汇率强调“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保持了一定的波动弹性,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从8.7:1升值到8.3:1;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爆发,中国政府为了避免货币贬值危机的扩散,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人民币汇率稳定在8.28元人民币兑1美元的水平,当时强调的是“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2002年以后,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阶段性增强,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表述转变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的相对稳定”。 鲍泰利认为,1997年的汇率政策不仅体现了中国的最佳利益也体现了地区的最佳利益。问题是多年之后,这个体系未必还是最佳的体系。“我认为,中国在1994年1月1日公布的外汇改革方案非常好,中国并不需要新的方案,执行1994年的方案就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