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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善哲
深圳报道
一直为外界关注的《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下称《改革条例》)终于完成立法上的“三读”程序，高调面世。
这部被标榜为“改革立法”的《改革条例》，尽管引发众多猜想和评论，在立法过程中并未有“特别遭遇”，于3月14日举行的深圳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平淡通过。
该条例的引人之处在于，规定改革创新发生失误、未达到预期效果的，在符合若干条件下可予以免责。国内多数评论认为，宽容改革失败者将有助于鼓励“敢闯敢试”的改革之风。
《改革条例》的出台时机可谓恰到好处。同一天，全国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外记者会上明确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并强调“倒退没有出路”。而在2006年春节后，一篇题为《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破空而出，引发了被吴敬琏称为第三次关于改革的路径争论。《改革条例》无意间与中央的表态桴鼓相应。
在《改革条例》的审议过程中，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们曾展开辩论，甚至有委员提出了20多条意见。首要问题是改革改什么。《改革条例》罗列了经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制度等方面。但有不愿公开姓名的委员表示，“我认为这个条例主要规范的应该是政府改革，使政府各个部门动起来”。
这位委员的理由是，深圳市政府已将《科学技术创新促进条例》列入2006年度的立法计划，而《改革条例》并未将科技体制改革纳入调整范围，“这意味着《改革条例》针对的是政府体制改革”。
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秘书长郭万达则认为，在当前三大改革重镇(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以及深圳)当中，深圳改革的比较优势正在于政府改革。
“《改革条例》不可能规定得太具体，因为改革创新本身具有不确定性。”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认为，政府改革是《改革条例》主要规范对象，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无需赘言强调。
此前，关于《改革条例》的争论主要起源于其是否具操作性。
一位深圳法学界人士看过《条例草案稿》后曾评价说，《改革条例》从形式上看“不太像法律，操作性和适用性似乎不够。”他认为，条例更适合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出现。
身为参与该条例研讨和修改者之一，马敬仁对《改革条例》“刚度不足”的评论早有预见。他强调说，社会政治经济条件随时在变化，改革本身就是一个“试错过程”。改革条例适应当前的改革形势，因为改革早已步出孤胆英雄层出的草莽时代，进入“依法循制”的阶段。
“条例最困难的环节在于如何部门化。”马认为，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如何具体适用《改革条例》是关键的环节，有赖于各个部门结合各自的工作特点，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外界的另一大忧虑是，条例对于失败者的宽容态度，会异化为对徇私舞弊者的纵容，这也是在条例二审时引发的最大争论。因此条例在终稿中引入了“第三方”评估改革创新效果的机制，并对因改革而令合法权益受损的公民、组织给予合理补偿，意图减少改革中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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