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特区主义 深圳的优势在于体制

　　本报记者 陈善哲　实习记者 刘 沛 深圳报道

　　2005年12月8日。“深圳市行政许可电子监察系统”项目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正在展示系统的实时监控功能。

　　这套电子监察系统于2004年11月1日投入运行，可以实时监督全市31个部门239项行政 许可项目的受理、承办、批准和办结出证等各个环节。

　　如今参观者络绎不绝，电子监察系统使人们依稀看到了当年的影子。这或许是深圳久违了的感觉：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试验田”，它所开创的制度和确立的价值成为“内地城市”竞相模仿的标本。

　　“以特别之为，立特区之位”

　　2005年年初，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这一年是“改革年”时，对于各个地方政府而言，它具有特别的意味——按照人们的通俗理解，改革肯定有试点，试点或许意味着特殊政策。

　　“综合改革试验区”是一顶炙手可热的帽子。或是因为自然禀赋，或是因为历史机缘，在全国若干候选城市中最终脱颖而出进入决赛的，只有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和深圳。

　　3月份，深圳迎来了新一任的市委书记。在现有体制下，主政一方的官员对地方政府整体品格的塑造具有决定作用。李鸿忠早在此前担任深圳市长阶段，就已经向外界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施政风格。他刮起了“梳理行动”的风暴，用雷厉风行的手段对深圳积重难返的违章建筑进行了清除；推行关外城市化变革，为深圳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拓展了空间。

　　3月25日，在就任深圳市委书记一个星期之后，在一次被认为是就职演说的长篇讲话中，李鸿忠为深圳重新祭出了“改革创新”的大旗——“ 从深圳的实际出发，改革创新之路也是当前深圳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

　　李鸿忠还对外界特区是否还要特下去的争论作了回应：“特区今日之‘特’与昨日之‘特’有很大的不同。特不特、怎么特，中央只赋予了总体要求和大的原则，就是要做排头兵、试验田、窗口和示范。关键在于我们自己的努力。深圳将‘以特别之为，立特区之位’。”

　　深圳的声音显然被北京听到了。2005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深圳召开。会议上，

国家发改委把李鸿忠的前述讲话发到了简报上。这被人认为是发改委对深圳表态的一种肯定。

　　6月份，“综合改革试验区”之争水落石出，上海浦东摘得桂冠。6月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天津，滨海新区概念破空而出。及至彼时一无所获的深圳不能不感到落寞。

　　一位接近政府的人士透露，在此期间，深圳曾派人到国家发改委试探消息，努力争取“自主创新城市”和“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资格。“国家发改委的答复大意是，深圳已经是特区了，而‘经济特区’是最大的招牌，没有必要再给其他帽子了。”

　　8月26日，深圳极其高调地迎来了特区成立25周年纪念日。李鸿忠再次发表讲话，为特区再次下定义，“特区新的内涵，就是特别能改革、特别能创新、特别能开放”。

　　距此十几天之后，深圳在期盼与焦虑中等到了特区庆生最重要的一个客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总理特别提到，“鼓励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在制度创新和扩大开放等方面走在前列”。将深圳和浦东相提并论，这引起了外界的猜想。

　　“这表明总理对深圳方面思路的一种肯定。”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秘书长郭万达如此理解。他认为，尽管深圳最终没有获得“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帽子，但新一轮的改革使命毋庸置疑。

　　深圳的优势在于体制

　　2005年，深圳市政府在机构设置上一个有口皆碑的手笔，就是设立改革办。

　　这个设立在市发改局下面的副局级机构由市委副秘书长兼市政府副秘书长南岭担任主任。这是一个令人颇多想象空间的机构，它的名字与以往人们所熟悉的“体改办”颇为神似，而且从它的领导设置上来看，它的独立性和重要性昭然若揭。

　　“国内搞体改的人都高度肯定深圳的这个做法。”郭万达认为，一个利益超然的体制改革研究机构的存在对改革事业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郭万达表示，对于深圳的改革创新而言，当务之急是需要厘清两个问题：一是改什么，创什么；二是它相比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的特点和优势在什么地方。

　　郭万达认为，浦东的改革更多的是涉及经济、金融层面，关于开放的层面比较多；而天津滨海新区主要是关于政策联动的，比如涉及到的保税区、开发区、港口以及行政区的协调问题，产业怎么发展，如何发挥港口和保税区的作用，“狭义上理解，天津的改革可能更综合。”

　　深圳的一位官员则表示，深圳的优势在于体制。滨海新区由于牵涉到数个功能区和行政区的协调，组织架构方面将需要耗费不少精力，而浦东作为区一级的政府，它的一些行政资源可能不如深圳。“深圳是一个副省级城市，关键是它的特区立法权是其他地方不可比的。”

　　以行政管理改革为突破口

　　在郭万达看来，深圳改革的试点意义，对于整个转型中的国家而言可能更为重要。

　　“中央提

和谐社会，强调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深圳是最具典型意义的。它有1200万的人口，却只有160多万的户籍人口。社会发展极不和谐，收入差距极大，公共服务供应严重不足，社会问题极其突出。”郭万达认为，深圳如果妥善地解决上述问题，将是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最大贡献。

　　因此，郭万达说，深圳应该把改革的重点放在政府改革层面，这是中国现阶段最为紧迫的改革任务。

　　外界普遍认为，深圳在2005年的上半年主要完成的是对改革的思想动员，而从下半年陆续开始的一些举动，都显示出深圳把突破口放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

　　10月21日，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在全市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加强执行力建设的决定》。强调在政府内部完善责任体系，官员必须要勇于承担责任。

　　11月8日，深圳官方向外界全文公布《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促进改革工作机制加快体制创新的意见》。

　　一位官员表示，这些建立机制的基础性工作极其重要，它能确保在主政官员及主管干部调离之后，改革能够继续下去。

　　据本报记者多方了解，深圳市改革办成立以来，至少开始酝酿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首先是在审批体制方面，经过上一论的审批体制改革，深圳市的审批事项从1071项减到439项。今年已经把239项的行政许可项目列入了电子监察，进行强行跟踪，明年将把另外的非行政许可项目纳入电子监察系统中来，进行要素重组，尽量增加审批的透明度和自由裁量的范围。

　　深圳还在研究进行市区两级政府事权方面的改革。“主要进行行政资源的调整，哪些事情是市做的，哪些事情应该是区里做的。”据说，将重大经济管理权、重大资源配置权上收市里，将社会管理权下放区里是一个方向。

　　除此之外，深圳正在推进或酝酿的改革还包括

事业单位改革、行政性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改革以及财政性资金的配置方式改革等。

　　据了解，这些改革计划大多在征求各方意见中，有的已经形成完整的方案，“就在等待上市委和市府的常务会议”。

　　“深圳的改革，总的来说，2005年的态势是蓄势待发，2006年才是最为关键的一年？”面对这个问题，深圳的很多官员并不否认这样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