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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刘煜辉
温总理在3月14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强调，在银行改革的过程中，要坚持两条原则：第一，就是国家绝对控股，从而保持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权，防范金融风险。第二，加强对改革全过程的管理，完善内控机制和监管体系，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可以说，去年发生的甚嚣尘上的国有银行股权贱卖之争至此有了一个定论。国家绝对控股意味着，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关注国家金融安全问题。看来人们不免要为花旗控股广发获批的几率捏把汗了。既然美国国会能否掉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我们的人大为什么就不能否掉花旗收购广发呢？
毋庸置疑，引进外资对于增强我国金融企业活力并逐步向现代金融企业转变，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银行改革的引资过程中，的确也出现了许多与我们引资初衷和意图相悖的情况。一方面，在资本充足监管要求严格、国内资本市场低迷、私募的法律规定又不甚明朗的情况下，各银行为符合监管要求，纷纷集中出售股权，引进外资，不但价格等条件不利，而且缺乏深入的市场研究和统筹规划。另一方面，外资机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后，并不关注经营机制的改善，而更看重的是控股权和控制高端业务；对中方希望得到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则加以搪塞。
此外，当下银行业改革的引资问题上存在事实上的准入不平等。最近出台《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作出了硬性规定，股份制商业银行发起人股东中必须包括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而对于国内民营资本，法规虽无明确规定，但实际审批皆以10%为限。这种不平等实际上限制了民营资本向中资银行注入活力。有评论认为，目前国内的情况来看，外资比民间资本对中小商业银行的吸引力更大一些，因为民间资本以前从事的不是银行业，对银行的业务不是很清楚，这就使得它们在投资时开出的条件比较苛刻，即使合作成功，民营企业与银行在经营中也会互相不适应。这种看法显然有些牵强。民国时期我们的招商、交通不都是民营银行吗，不都是从实业资本家转变为银行家的吗？再则现代公司治理中，出资人和经理人早就分离了，真正的银行家得到职业经理人市场上去找。而恰恰是由于对国内民营资本开放过晚，才错失培养真正的本土职业银行家的良机。
以上不仅反映出某些人对国有银行的“自轻心态”，而且还严重背离了程序公正的市场化基本原则。如此下去的后果便是国内银行改革逐步滋生对外资的“输血性路径依赖”，没有程序公正便不会有结果公正，有了依赖便等于间接给了外资垄断的特权。现在业内的流行语是所谓国有银行存有“制度性折扣”的“市场化思维趋向”，更是把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对立起来，等于在路径选择的外资依赖之上，又增加了一层谈判砝码上的被动。试问，我国银行除了有“制度性折扣”，难道没有“制度性溢价”吗？有哪个国家的银行能得到政府如此力度的支持？为何外资对控股广发行这样评级较低的银行依然趣味盎然？为什么建行、交行在港上市后，短短数月便上演了股价翻番的奇迹？
即便改制后，四大行也不可能完完全全成为纯粹的商业性机构，因为它承载着太多的国家利益。在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下也如此。如此重大的一个事情必须要有一套完备的决策机制加以保障。为此，有必要成立金融改革的专门委员会，由国务院、有关政府部门、有关金融机构和专业研究人员等组成，并划分为不同专业化小组，分别负责研究论证银行改革的战略规划、改革路径及方案、改革效果评估等；制定外资在中国银行业和个别国有商业银行中的资产、业务领域、规模和股权的限制比例；对改革的操作方式进行评估和监督；为对银行业的改革决策提供咨询，以把握改革的整体方向。同时，要保证社会公众对金融改革的知情权，重大的银行改革决策应事先提交全国人大有关委员会讨论、听证；并建立国家审计署对银行改革中资产评估、资产处置、定价等操作方面的审计监督机制；将外资进入中国银行业的各种详细数据、搜集方式和程序及时公开，使之接受社会监督。
我们要继续推进改革，同时注意避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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