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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罕见的“天价医疗费事件”，暴露了有关医院管理诸方面的重大弊端，也昭显了病人家属以“钱权之势”影响和主导医疗过程之严重后果；身染绝症的患者不幸已处于终末期，大量动用宝贵的医疗资源抢救，已涉及国人目前还接触较少的医学伦理问题
□本刊记者 楼夷 张映光/文
2005年11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一则关于“天价医疗费”的报道，引起举国关注。
该报道详述了患者翁家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下称哈医大二院)的医疗费纠纷，历数医院过度收费、管理混乱和过度治疗等行径。经过几轮密集追踪报道，此事因花费总额达到“500万元以上”的天价，成为2005年影响最大的医疗纠纷案。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此一事件正是一起黑心医院榨取无辜病患的超常恶性事件。以此为典型，反观中国医疗业之全局，则医患矛盾大有激化之势。
《财经》对此极为关注。自2005年10月间从间接渠道接获病人家属投诉，至2006年1月派出记者两赴哈尔滨市，独立调查遍访病人家属、医院及卫生部调查组成员等此案相关人士，并与京哈两地业内专家进行了多次讨论，终于获悉了事件真相。
调查显示，这起罕见的“天价医疗费事件”极为复杂。问题之发生，固然暴露了有关医院管理诸方面的重大弊端，也昭显了病人家属以“钱权之势”影响和主导医疗过程之严重后果；特别是因身染绝症的患者当时已经不幸处于终末期，大量动用宝贵的医疗资源抢救，更涉及国人目前还接触较少的医学伦理问题。
卫生部调查组于2005年11、12月、2006年1月中旬三赴哈尔滨，就哈医大二院应当承担的责任进行调查，目前已经有了初步结论：哈医大二院确实存有多收费的重大问题，并在病历管理、会诊制度、输血和血液运输等方面存有违规。凡此种种，显示哈医大二院在此次医患纠纷中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三次调查，仍无法证实这一罕见事件应由医院单方面承担全部责任，患者住院67天花费百余万元的住院医疗费仍是基本事实；调查中，甚至无法证实占500万元医疗费主要部分的自购药所谓总值400万元的“天价”数字，更无法确认病人家属指称有关药品“被盗卖”的猜测与指控。因此，这一集中于追究哈医大二院责任的结论，很可能仍远逊此前舆情之预期。
事实本身更具有说服力。显然，这一罕见“天价医药费事件”，已经远超出了一家医院应当承担管理之责的范畴，且有着更深刻的制度背景。此类事件的发生，无疑揭示了医疗体制改革的迫切性；然而如果单方面将矛头指向医院，视之为黑心医院榨取普通百姓血汗的典型，则无助于认识目前中国医疗体制问题的本质；其结果，只会恶化本来就相当脆弱的医患互信关系，更使急待开局的全面医疗体制改革举步维艰。
本报道分为两部分：其一，ICU67日救治；其二，哈医大二院管理责任分析。
调查之一
ICU67日救治
翁文辉，75岁，2005年5月16日入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高干病房，6月1日转入ICU病房，8月6日因抢救无效去世。
入住哈医大二院之后，特别是转入ICU病房之后，翁老先生之子翁强曾耗费巨资、调动大量医疗资源，努力对病人进行施救。这一过程，在当地被视为一次极为不寻常的特殊治疗。
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
患者病况
翁文辉在转入哈医大二院ICU之前，已发现淋巴瘤一年有余，并患有严重肺心病，曾在哈医大肿瘤医院治疗了两个月，病情相当严重
2005年6月1日，哈医大二院的心外ICU病房，迎来了一位特殊的病人。
心外ICU全称心脏监护ICU，主要接收心脏外科手术术后患者。通常病人只需从同在外科楼的心外科手术室转入即可。但今天这位病人却来自位于住院二部的高干病房。
当天的转科过程盛况空前。两栋楼之间仅200米长的小路上，加长的林肯车和数辆奔驰、奥迪车，分别把路口封锁。几十名身穿统一制服的保安站在从高干病房到ICU大门的两侧，以清出道路。病人抬入急救车后，一路无阻地进入了ICU病房。
数百人目睹了这场盛大的转科。“好多人趴在窗口看，咱们哈医大二院建院以来也没有见过这阵势啊。”目击者对《财经》回忆说。
哈医大二院是黑龙江省首屈一指的三级甲等医院，建院已有50年历史。尽管位于中国北方一个省会城市，却因其50万平方米的占地面积，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医院，享有绝佳的住院条件。
尽管如此，如此“排场”的转科行动，在这家庞大规模的医院也属盛况空前，以至于很长时间来人们津津乐道于患者家属之豪阔出手，并纷纷揣测患者之莫测来历。
这位患者就是哈尔滨锅炉中学离休教师翁文辉。75岁的翁文辉2005年5月16日进入哈医大二院高干病房治疗，半个月后的6月1日，转入心外科ICU病房，8月6日凌晨2点抢救无效去世。
在老人去世后三个月，其长子翁强诉诸媒体；紧接着，关于“天价医疗费”的报道铺天盖地。然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翁强只是简单表示父亲身患“皮外T细胞淋巴瘤，长在右大腿上，最初只有绿豆粒大小”；并称其父在5月21日化疗之前，“各项身体检查结果都比较正常”。于是有报道称：“翁文辉在家人陪同下，自己独立走进医院，却再也没能走出这扇大门。”
《财经》调查表明，事实上，翁老先生在转入哈医大二院ICU之前，已发现淋巴瘤一年有余，并曾在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治疗了两个月，病情相当严重。
对于翁老先生的治疗始自2004年底。最初只是为了检查右腿上绿豆大小的疙瘩。2005年春节后，他入住哈医大肿瘤医院治疗，被确诊为恶性淋巴瘤。
“翁文辉的病很重。”在哈医大肿瘤医院南区，一位看护过他的护士回忆说，“自己能够走路，但是走不了多久，不停地喘。”她告诉《财经》，在肿瘤医院时翁文辉已进行过化疗，出院时情况“不是很好”。
“他不仅仅是恶性淋巴瘤。”当时负责主治翁文辉的医生告诉《财经》，翁文辉所患的淋巴瘤是非何杰金氏的。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淋巴瘤，“发现就是晚期，治愈率非常低。”
除此之外，翁老先生还患有常年慢性支气管哮喘，演变成严重的肺心病，经常出现呼吸困难。
这使得治疗相当棘手。据这位医生介绍，淋巴瘤要化疗，但化疗会加重呼吸困难的症状，影响肺心病。加上病人本身岁数很大，体质虚弱，治疗更加困难。
事实印证了这位医生的判断。翁文辉后来在哈医大二院ICU期间病情多次反复，难以应对两相冲突的疾病。造成他死亡的直接原因，即化疗失败导致病情恶化。
住进ICU
ICU的收治范围本来不包括肿瘤晚期病人。最终是翁强所请专家的意见发挥了作用。6月1日凌晨2点，北京专家打电话给哈医大二院的医务科副科长王景璐，建议将翁文辉转入心外ICU监护病房
翁老先生并不属于通常心脏外科ICU收治病人的范围。
ICU，即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是针对重症病人实施治疗和抢救的病房。据我国危重症专家、北京复兴医院院长席修明介绍，ICU病房收治的病人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急性脏器功能衰竭，二是短期可能出现多器官衰竭，三是手术后恢复。“一般在ICU时间很短，也就几个小时或者半天。”席说。
翁文辉转入的是心外ICU病房。据哈医大二院网站介绍，心外ICU主要承担该院心外一科、二科、三科心脏直视手术患者术后监护治疗工作，其收治范围本来并不包括肿瘤晚期病人。
翁文辉住院后仍然需要化疗。化疗时间定在5月21日，效果不理想。到5月31日，翁文辉的病情恶化，最后经翁强所请北京专家建议，将病人转入ICU病房。
翁强曾多次对媒体叙述父亲转入ICU病房之前的惊险一夜——5月31日晚，听闻父亲病情恶化的翁强赶赴机场，“截住”了下一班飞往哈尔滨的飞机，并请北京朝阳医院院长王辰等专家随行；等翁强赶到医院，发现“父亲已经被盖上了白布，所有的医疗设备也撤了”。按照翁强的说法，翁文辉是被他带去的医护人员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
这一说法被哈医大二院有关人士否认。但可以确认的是，翁老先生6月1日已报病危。《财经》看到哈医大二院临床在6月1日出具的病危通知书写道：“B细胞淋巴癌，COPD(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肺动脉高压，肺心病，化疗后全血细胞减少，肺感染，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该患病情严重，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据《财经》了解，哈医大二院ICU病房主任于玲范最初并不同意病人转入。在其亲笔所写的《关于翁文辉住院有关情况的说明》中，于表示，她曾于5月20日拒绝过此提议，理由是心外ICU“缺乏对这种晚期肿瘤患者、尤其是伴有这种危重症的治疗经验，可以说从来就没治过。而且肿瘤晚期的患者也不是ICU的适应症”。
然而，最终是翁强所请专家的意见发挥了作用。6月1日凌晨2点，北京专家打电话给哈医大二院的医务科副科长王景璐，建议将翁文辉转入心外ICU监护病房。
当天早上6点，于玲范接到了王景璐的通知。当天上午10点左右，翁文辉在数十名保安的护送下被转入心外ICU病房。
超级会诊队伍
翁老先生得到了一般人望尘莫及的治疗待遇——由全国顶级专家为其会诊和制定治疗方案。从6月1日到8月6日，67天里共有20多位来自北京和哈尔滨的专家进行了100多次会诊
“翁文辉那儿是ICU的一个小特区。”一位接近卫生部调查组的权威人士如是说。
在只有12张病床的ICU中，翁老先生占据了仅有的两单间之一，并且得到了一般人望尘莫及的治疗待遇——由全国顶级专家为其会诊和制订治疗方案。
住进ICU的当天下午，即进行了首次会诊，包括三名外请专家——朝阳医院的院长王辰、呼吸科ICU主任曹志新以及护理部主任李春燕。在家属在场的情况下，由王辰全面分析病情和预后。
于玲范在其书面材料中记录了当天的会诊结果：“专家们制定了一系列详细的诊疗计划，包括各种辅助检查项目、频率及意义和各种药品的使用方法、副作用及观察指标，我科迅速组成抢救治疗护理小组，派一名主治医生、两名住院医生专门负责该病人，贯彻执行北京专家的治疗意见，护士每天有四到六人负责全面护理。”
此后，从6月1日到8月6日，在67天里共有20多位来自北京和哈尔滨的专家在哈医大二院，对翁老先生进行了100多次会诊。根据于玲范的书面材料，其中大会诊就达27次，电话会诊25次。当地知情人不止一次表示，即使是黑龙江省级干部，往昔亦从未有此待遇。
记者辗转获得了一份住院期间会诊专家的名单。名单上荟萃了肿瘤科、ICU、外科、血液科、营养学等各方面的著名专家。其中包括朝阳医院院长王辰、外科ICU主任陈惠德、呼吸科主任曹志新等九位医生，以及ICU护士长和护士；还有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石远凯、解放军总医院血液科主任楼方定、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主任克晓燕、哈尔滨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马军等。
会诊极为细致和具体。《财经》看到的病程记录显示，专家不仅给出了治疗方案，还对于采用何种药物、用法和用量等给出具体意见。
其中，王辰等专家多次前来会诊。全国危重症专家、朝阳医院外科ICU主任陈惠德更长驻哈尔滨，组织、主持病人的抢救工作；不仅调去科里的其他大夫，还带上了ICU护士长和护士。翁文辉主治医师王雪原于9月5日递交哈医大二院调查组的说明材料更显示，从7月10日至8月6日，陈惠德长驻哈尔滨近月，直到翁老先生去世。
在于玲范的书面材料中，对翁文辉的治疗团队被称为“两院医护人员组成的抢救小组”，其中陈惠德任组长。《财经》记者所读病程记录显示，翁老先生的主要治疗均系外请会诊专家诊断、制订治疗方案并且具体指挥治疗，本院医生执行和在医嘱上签字。
于哈医大二院心外ICU而言，这无疑是一种违规做法。然而，以患者家属之“神通”，会诊阵容之空前，一种无形的力量使这种违规在当时显得理之当然。
钱权背景虚实
能够请动数量如此之多的专家会诊并长驻哈尔滨帮助治疗，已非钱财或者私交能够办到
于玲范在书面材料中用“诚惶诚恐”来形容接收翁老先生时的感觉。其转院时候的气势，令所有参加病人抢救的医护人员格外精心，格外谨慎，唯恐出错。而诸多“明星级”专家的到来，更证实了翁强的“能量”。
对于邀请专家一事，翁强对媒体的表述前后多次反复。
央视《新闻调查》记者在接受采访时提及，翁强自称为父治病前后耗资近千万元，其中包括外请专家的巨额费用；在接受一家杂志采访时，翁强一方面强烈否认自己要求专家会诊，随后却又承认自己曾带去北京的医护人员，并表示这些人的劳务费不比“明星”的出场费低；在接受某报采访时，他对此又一口否认，称“专家会诊当然是ICU自己提出来的要求，我出钱去办，那些人都是于玲范定的，给我一个名单，我都不认识”。
哈医大二院在向黑龙江省卫生厅的汇报材料中，明确指出会诊专家多为翁强邀请。于玲范也在书面材料中写道：“这么多顶级的北京专家，陈惠德教授这样的大人物前后呆了近两个月，那不是谁都能请来的”；“我们知道这不是一般的人物，压力很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在许多人看来，能够请动数量如此之多的专家会诊并长驻哈尔滨帮助治疗，已非钱财或者私交能够办到。在哈尔滨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翁家有很深的“高官背景”。
据《财经》了解，翁文辉是哈尔滨市锅炉中学的普通离休教师；尽管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副处级离休人员，但并无所谓高干背景。
记者走访了翁老先生家。翁老先生住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居民小区，偌大的小区里看不到什么私家车。翁家三室一厅，但属于老式楼房；客厅很小，家具、电器都很陈旧，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工薪家庭的陈设。
翁老先生的妻子富秀梅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老太太，瘦小苍白，言谈柔和文雅。富秀梅不愿多谈家庭情况。但当地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老两口都是知识分子，生活俭朴，为人低调，待人良善。听说“天价医疗费事件”的主角居然是翁老先生时，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都十分惊讶。
她们告诉记者，该小区住户多为哈尔滨锅炉厂的员工，大多数家庭都很穷，也一直不知道翁老先生的儿子那么有钱。大家只是在SARS的时候见过他们的儿子翁小刚，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大儿子。“只听说他大儿子在北京工作，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大儿子原来这么阔。”
翁强留给人的印象则截然不同。有媒体报道称其“身着考究的黑色中山装，言谈举止俨然一个成功商人”。
翁强与政界人物的联系究竟如何，记者不得而知。但翁强显然很乐于显示他的背景。
据去过翁强家的记者介绍，翁强家在北京郊区著名的别墅区，是一幢三层的独栋别墅，内部装修豪华。家里显眼地挂着翁强与一些政界人士的合影，但大都为已退居二线的人物，且合影多在公开场合。
据《财经》了解，在翁老先生从哈医大肿瘤医院转出时，翁强也曾考虑过选择入住哈医大一院。该院高干病房的一位大夫对《财经》说：“他的口气大得很，一开口就要包下一层楼。”当院方表示床位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后，翁强又提出要包下几间省部级干部病房，遭到拒绝。“他说，那好，我找北京领导。”这位大夫对翁强的傲慢颇为反感：“为什么正常的医疗活动，我们医生还要请示中央领导？”
即使面对媒体记者，翁强也喜欢显示自己的财势。比如，他多次谈及自己包干了ICU病房所有科室人员的三餐。有一次，他甚至向一位记者提出给年薪100万，让他为其工作。
但是，这些言论往往是虚虚实实。一位采访过翁强的记者说：“他一直暗示自己有钱、有实力，但是当你真的问到他的背景的时候他又不说了。”据这位记者回忆，翁强表示，他在哈尔滨曾经有几十家分公司，很有势力。
据《财经》了解，翁强本名翁小强，是家中长子，今年41岁。翁强夫妇在哈尔滨靠经营美容院起家，还经营服装、拖车等生意。
翁强在哈尔滨的公司名为黑龙江同祥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位于哈尔滨安庆路上的三层高的小楼，现在那里已经挂上了“顶豪房屋置业有限公司”的名字。
记者看到，同祥股份有限公司剩下的一间办公室里，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位50岁左右的妇女与一位老人对坐。这位妇女名叫王瑜玲，即现在的同祥公司法人代表。她告诉记者，三层楼现在还是翁强的，但早已经租给了顶豪公司。
据王称，同祥公司成立于几年前，经营各种业务，“最初也只是些小买卖”。翁强的生意已经挪到南方和北京，只剩下她在此地留守，并无业务；且翁强目前在哈尔滨也只有这家公司。
记者在黑龙江省工商局查阅到的同祥公司工商资料显示，同祥公司创立于1997年，由翁小强及其妻马惠秋等五人各出资200万元创立，马惠秋任董事长。其公司章程显示，公司经营范围十分庞杂，包括城市交通设施开发与建设、电子产品的开发与生产、高科技开发、国内外综合贸易、销售服务、市政工程建设及劳务输出、广告业、建筑装饰装潢业、房地产业、金融证券及信息咨询和中介业，等等。同祥公司自2002年转由王瑜玲任董事长至今，每年显示亏损，但数额不高，仅10余万元。
翁文辉之死
所有医生都明白，这几乎是一场“必输的比赛”
时至今日回望事件全程，翁老先生在ICU的67天，几乎是一场所有医生倾尽全力与死神争夺生命的比赛；但所有医生都明白，这几乎是一场“必输的比赛”。
“翁文辉去世绝不是哈医大二院的责任，这个病人的情况本身就很严重。”在翁老先生最早就医的哈尔滨肿瘤医院，主治医生告知记者翁氏病情的复杂——恶性淋巴瘤、严重的肺心病等多种疾病，加上高龄，给治疗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2005年6月7日，北京朝阳医院外科ICU主任陈惠德赴哈医大二院会诊，认为抢救意义不大。病程记录显示，陈在向家属交代病情时表示：病人已是疾病晚期，基础差，年龄大，化疗后状态差；如果是单纯肺感染，可以有希望，但还有腹水，“这个治疗可能本身要命，治疗不治疗结果一样。”
尽管陈有言在先，患者家属仍然强烈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据于玲范的书面材料，此后陈惠德带领医护人员组织抢救，到6月9日病人病情出现好转。但此时陈也没有改变其判断。
病程记录显示，当天陈惠德再次向家属表示，患者的状态已经不可能再承受化疗了，目前所有的治疗只是延长患者一点时间，但最终的结局是不会改变的。6月13日，在家属的要求并且签字同意之下，陈惠德为患者进行了气管切开。此后翁老先生病情好转，“体温血压正常，浮肿渐消，尿量增加……病人能坐起，经口进食，写字与人交流。”
至7月4日，病情再度恶化。当天病情通知书显示，会诊时，朝阳医院院长王辰、血液科副主任陈文明，哈医大二院肿瘤内科主任徐玉清和心外科病房主任于玲范一致认为，病人已无法承受化疗。通知书称，“总的来说，患者这几天病情进展太块，很有可能急剧恶化。即使调整治疗方案，也不能排除感染控制不住发热，病情急转直下，上述病情向家属交代，让家属有心理准备，病情很有可能在这几天恶化。”通知书还强调了由于药物调整，住院费用将增加，请病人配合。
主治医生王雪原在给哈医大二院调查组的说明材料上说，翁文辉曾经写过纸条，表示“渴啊，不舒服啊，难受啊，疼啊”。
于玲范还在其书面材料中透露，王辰、陈惠德、李春燕在此前后也曾多次用自己亲人患病后采取的人性化措施为家属现身说法，表示目前的费用太高，代价太大，病人的寿命已经在论小时论天数，建议采用支持疗法。
此时，除家属翁强，其他人包括患者妻子、次子翁小刚、三子翁小铁等人均表示理解，愿意接受医生的建议。但翁强坚持己见，继续以其神通在北京请专家会诊，并要求加大治疗力度。
此后，翁老先生接受了腹腔内注射化疗药物；其病情于7月10日再度恶化后，再接受了血管穿刺、肾脏替代等治疗。其间所用药物，多为国外进口、价格昂贵的新药，输液量惊人，检查频率也大幅增加，所需费用也不断升高。
然而，病人的病情仍在恶化。陈惠德等医生也强调，每一个家庭都会面临生离死别的事情，家属应该想清楚。然而，翁强仍于7月24日请北京专家对父亲进行了会诊，并坚持对翁老先生进行新一轮化疗。
化疗于8月4日结束。患者虽肿瘤本身有缓解，但整体状态恶化，需要的液体量居高不下，感染性休克恶化无力纠正。最后于2005年8月6日，病人终因多脏器衰竭，于凌晨2点抢救无效死亡。
王雪原在2005年9月5日的书面说明中，回忆了抢救翁老先生的最后一天的情形。
“这几个小时一直在抢救，但患者呼吸循环衰竭，反复应用肾上脉素等药物，他已经对药物没什么反应。我曾请示过陈惠德教授和于玲范教授关于心跳停止后是否进行心肺复苏……当时陈(惠德)主任说他去与家属谈。8月6日2时06分患者心跳停止，陈主任和于主任均未指示进行心肺复苏，随后家属进入ICU，由陈主任主持进行尸体料理。”
然而，这是一个病人家属难以接受的结果。
病人家属显得缺乏思想准备。“我最气愤的，就是我爸人没了。”翁小刚对《财经》说。翁强也对新华社记者说：“花了天价，想不到我父亲却被治死了，这让我遗恨终生。”
对于患者家属的说法，即使一位会诊主力专家也说：“他这个病能够活两个月就不错了。”
既然是一场必输的仗，为什么还要打？
“这主要是一个治疗策略的问题。”卫生部调查组一位专家说。按他个人意见，身为淋巴癌晚期的翁老先生根本就不应该进ICU治疗。“但是如果病人说了，多活一分钟，我花多少钱也没有关系，那么他就是进ICU了，也没什么可说的。医生毕竟不能把病人推出去。不过，一个负责的医生是要告知的。”
在翁老先生的病程记录上，《财经》看到，在每一个重大或者具有风险的手术和药物使用之前，在每一次翁老先生病情恶化时，医院都会告知，并要求家属签字表示同意或了解。签名的正是翁小刚和翁强。
事后，翁强也曾多次向媒体强调其不惜耗费财力物力的决心，包括买国外进口药，买呼吸机等高精尖器材，打点医护人员的一日三餐，请北京专家，“只要坚持一分钟就不惜花任何代价！”
这种决心隐含了这样一种信念：只要花钱，请到良医，买到好药和高精尖的治疗器材，就可以挽回生命。然而，生命无价，命运无情。在患者病情危重的情况下，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做法，更像是一场前途渺茫的赌博。
直到翁老先生去世半年后的今天，翁小刚依然感到忿忿不平。“类似我爸的病，比我爸重的人，那好多都没什么事，都活着。我们是尽力了，很多人没有我们这个条件，没尽那么多力，但人家现在还活着。”他对《财经》说。
应该救谁
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是医疗资源不当调用的典型反例
1月6日，记者来到大雪覆盖的哈医大二院门诊大楼。
“前段时间确实对二院影响很大。”哈医大副校长李玉堃说，“我记得有一天全天只开了十台手术，过去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景。一般二院一天最少也有几十台手术。”
一位大夫还告诉记者，病人和医生之间互不信任，天天有患者对收费单提出疑问，医生的治病积极性也大大降低，“本来可以做的手术，只要有风险，就不做，让病人上北京做去。”
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发生的2005年，正是国内医学界热议医疗改革之时。前不久，卫生部部长高强公开表示要建立“平价医院”、“公益医院”，并提倡“见死必救”。
哈医大二院曾是“平民医院”的代表。因为其临近哈尔滨郊区，患者多为农民，被称为“屯子医院”，更在全国最早设立了“扶贫病房”。当然，“天价医疗费事件”以后，哈医大二院的“平民医院”形象已经荡然无存。
然而，在医学界诸多专家眼中，这一事件并非如此简单。例如我国著名危重症专家、复兴医院院长席修明就认为，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正是医疗资源不当调用的典型反例。
他告诉记者，在国外，对于危重病人能否进入ICU，主要看他进入ICU后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并得到恢复。如果认为一个出现了多个器官衰竭的病人进入ICU后根本无望恢复，一般来说，医生不会建议病人进入ICU病房。为此，国外普遍建立了急性和慢性病的一个评分体系。只有十分以上的病人才能进入ICU。
“从医学伦理的角度，我觉得这个事件最终涉及的是一个生命权应该在谁手中的问题。”席修明说：“是在病人自己手中，在家属手中，还是在医生手中？”
席修明认为，对这样一个希望不大的病人，动用了这么多资源，最后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值得深思。
“一位80岁的老人明明没有任何治疗的希望，却在ICU病房占用着大量的医疗资源；而一个20岁的年轻人生命本来更有价值，却难以得到必要的救治。”席修明说，“应该做出哪种决定呢？”
席修明和许多专家都提出：“这实际涉及的是一个医学伦理学的问题。当一个富人利用金钱和权力，最大化地占用有限的医疗资源，并要求医院最大限度延长生命时，医院应该如何做？”
在他们看来，医疗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对于生命终末期病人，医学可以提供人道主义支持，也可以在富有患者与一般患者之间建立某种区格，但是，这种区格应有限度。这才是医学界和患者都应当具备的理性态度。无疑，如何合理调配宝贵的医疗资源，也正是未来中国医疗改革的深层次课题。-
调查之二
哈医大二院管理责任分析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下称哈医大二院)“天价医疗费事件”引起了卫生部的高度重视。卫生部组成调查组三度赴哈调查，历时两个多月。期间，调查组组长由卫生部监察局局长王大方，升级为中纪委驻卫生部纪检组组长李熙。
据悉，目前相关调查已经有了初步结论。调查组认为，哈医大二院的主要问题为“大量涂改病历、过度收费、违背会诊制度、使用了未经准入的药品、自购药品有丢失、输血和血液运输等管理混乱等”。尽管调查尚未结束，对于部分相关负责人的处理已经开始。目前，哈医大二院的心外科ICU病房主任于玲范、纪委副书记杨慧、输血科主任丁巾、院长张岂凡等，均已停职检查。
《财经》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此类涉及到医院管理的问题事实上在国内不少医院均或多或少存在，显示了医院制度安排存在严重扭曲，改革严重滞后。随着此类问题暴光，医疗体制的全面改革应尽快提上议程。
过度收费缘由
在翁文辉病案中，哈医大二院收费总数为1388392.44元。在翁强自述550万元的总费用中，其余410万为病人自购药。
调查组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哈医大二院收费部分确实存在多收费。《财经》获知，调查组确认哈医大二院多收20余万元，占总收费的16%左右。以此计算，则此次翁老先生67天抢救的费用仍在110万元以上。诚然，20万元也是大数目，且与哈医大二院此前承认的多收费数目差别颇大。据专家们解释，这牵涉到一种计算方法，即所谓“分解收费”。
所谓分解收费，就是将一项收费化解为多项收费。这也是现行医疗体制下，国内医院为“提高经济效益”的一种常用手法。例如，各省物价部门对腹部B超的收费标准一般定在200元左右，包含肝、肾、胃等多脏器检查。而一些医院经常将一项腹部B超检查分解为肝、肾等多项检查，每项分别收取一次费用。
哈医大二院高达20余万元的多收费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来自分解收费，其中大头是血滤一项的收费。
一位参与调查的专家向《财经》透露，如血滤这类昂贵检查项目，目前国内除少数单位严格执行每小时300元左右的“包干式”收费标准，大部分医院均采取分解收费的方式。这主要是因为此项检查的成本相对较高，严格执行物价部门制定的水平较低的“包干式”收费标准，医院很难获利。而在国家长期不予投入的情况下，“创收”在所有的医院中，早已是理所当然。
专家们还介绍说，现行医疗体制下，医院的财务制度非常不健全，更缺乏相应的监管机制，造成医院财务管理的低效和混乱。“大多数医院共存着多套不同时期购入的计费系统，药房、检查、医嘱各网络互不相联，微机管理系统也相当混乱。”一位多年从事医院财务工作的老专家说。
从去年开始，卫生部要求实行按天结算费用的财务管理制度，意在使患者及时了解每天发生的实际费用，杜绝乱收费。但这类措施主要着眼于“治表”而非“治本”，执行过程中极易适得其反。倘医生下医嘱发生了费用，但患者病情突然变化，用药量临时发生改变，当天结算反可能造成多收或者漏收。此外，ICU病房通常实行“滴定式治疗方式”，即医生下口头医嘱，护士记录立即执行。因此，这类多收和漏收几乎在每家医院的ICU病房都存在。
在哈医大二院早期自查时，除查出管理混乱造成的多收费，亦发现漏收费。当时发现的漏收金额约1万多元。
据《财经》了解，卫生部调查组第一次赴哈医大二院调查时，基本确定漏收现象的存在，数额不详。但第三次调查形成的初步报告并未涉及漏收的内容。据悉，这一做法亦引起争议。
是涂改还是修改病历？
翁老先生住院病历的准确性，曾被广泛质疑。此前，主治医生王雪原曾对媒体表示，真正由他签署的医嘱只占25%，大部分均由实习医生签署。他表示，这违反了哈医大二院的三级医生查房制度。
《财经》获悉，哈医大二院长期以来执行的并非三级医生制度，而是责任医生制度，即由一个主治医生从头至尾负责处理患者的全部医疗事务，包括签医嘱。当主治医生无法下医嘱又必须下医嘱时，其下级医生只能签主治医生的名字。调查组打开其他ICU病历，发现也有类似情况。
调查组发现，哈医大二院确实存在大量涂改病历现象，甚至有些化验单、检查报告也都有涂改痕迹。此外，翁氏的病历还有个别“故意修改”的内容。
至少在一些专家看来，涂改病历在国内医院并不少见。一位北京三甲医院ICU主任告诉记者，实际工作中，病历往往是很多人写成的，不可能杜绝涂改，关键在于不可有意改变病程记录。专家们同时承认，医院应当努力追求病历书写的规范化。
药品丢失悬疑
在翁强提出的诸多投诉中，双方争议最大的是自备药部分。
据翁强向媒体表示，他根据于玲范的通知，从国外共计买回高达400多万元的药品，每次都将药品交给ICU主治医生和其他值班医护人员。他还自费购买了两台呼吸机、两台医用气泵和一台心电图方面的仪器。但是药和医疗仪器都不知所终。
“对我来说，钱不钱是次要的。我们要考虑的，第一是药到底是否用到我父亲身上，二是用药是不是对症，是不是有效。”翁小刚对《财经》说。
《财经》获知，卫生部调查组确认有药品丢失现象，但对丢失的自备药数量和价值，并未给出详细的清单。
关键原因，在于双方没有对自购药实行完整的登记和退药手续。哈医大副校长李玉堃告诉《财经》，最初双方对自购药品都没有账目记录，直到去年7月中旬家属频频质疑，才开始有药品登记手续。但并没有任何退药签字手续。
追根溯源，在于使用自购药品本身就是违规，管理当然无从谈起。“无论家属还是会诊医师，提出大量自购用药，严格说根本就是违规的。”李玉堃表示，按卫生部的相关规定，自购药品不能带入医院。如果需要，应该由院方通过医药局购买。
“药品丢失”由此成为一个悬案。据翁强所述，400万元的药品中有大量丢失，并怀疑有盗卖之嫌。哈医大二院的说明则称，已经查实使用的有27种自备药，金额约为22万元。双方各执一词。
李玉堃表示，在药品管理上，哈医大二院的确存在管理失控的情况，主要是严重违反药品使用管理制度，允许翁家自购药品；没有交接、核对及退药记录，直接导致患者自购药品使用情况查实困难。但他对盗卖予以否认。
是否过度治疗
翁强曾向媒体展示过一连串庞大的数字：收费化验2925次，平均一天44次，其中血糖化验达565次，平均一天近九次；肾功能检查186次,平均每天三次；曾经在48小时内做了43次血气分析；某日做痰培养54次，某日输液106瓶，输血94次，等等。他认为，医院对其父亲“过度治疗”。
哈医大二院的专业解释是：根据最新报道和国内著名专家会诊意见，危重患者(包括重症感染者)的血糖需要严密监控，控制在4.0-7.5之间，否则，死亡率明显增加。该患者住院82天，化验血糖563次，平均每天6.83次是出于病情需要。
对于在央视节目中重点提出的106瓶盐水和94次输血的问题，哈医大二院也做了说明，称由于患者为恶性肿瘤晚期，并已经出现多脏器功能不全，需要进行长时间血滤治疗。血滤即连续性动静脉血液滤过，是通过置换液的一次性进出，来清除血液中的有害物质，达到净化血液的目的。而输血费是按输血泵每输100毫升血制品收取一次处置费(每次10元)，即按流量计算；因此“94次输血费”并非指94次输血操作和输了94袋血。
这些解释和说明，都得到业内专家的认同。
在用药问题上，翁强质疑最甚者，为一种生长激素“珍怡”的使用。“珍怡”为肿瘤患者慎用的药品。翁强称，“珍怡”被用于翁老先生，与于玲范接受“珍怡”生产厂商邀请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不无关系。这种接受药厂邀请出国的行为亦为卫生部所明令禁止。然而，中华医学会向卫生部调查组出示的意见认为“珍怡”用于翁文辉病例并非失误。
一位调查组人士告诉记者，调查报告并基本否认了过度治疗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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