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能否解三农温饱陷阱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所所长蔡昉(新浪财经图片)

　　作者：刘晓午

　　为详细解读“十一五”规划中三农政策的走向和农民增收机制，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所所长蔡昉。

　　“十五”的尴尬：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

　　《中国经营报》：三农问题是我国的重中之重，但在“十五”期间，城乡收入的差距似乎一直在拉大？

　　蔡昉：是的。在农民收入增加最快的“十五”时期，城镇居民收入平均增长率高出农民平均增长率4.63个百分点，而“九五”期间两者的差距只有1个百分点；从1997年开始，居民收入与农民收入的比例一直在升高，从1.83倍增加到2004年的2.42倍。

　　《中国经营报》：“十五”期间城乡收入的差距为何拉大？

　　蔡昉：在给出原因之前，我们首先总结一下“十五”期间三农工作的特征。总的来说，“十五”期间的三农工作并没有跳出农村这个系统，主要依靠农村自身来解决三农问题，国家转移支付力度不够。多项减负措施没有改变中国城乡资金的结构和关系，也就没从根本上改变农民与国家的分配大格局关系。

　　如减免相关农村税费，只是改变了农民和基层乡村政府的内部分配关系，农村的投入没有增加。农民税费负担是减轻了，但广大的基层乡村政府没钱了。因而在农民减负的同时，农村乡村政府的基础教育、卫生事业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投入其实是减少了。所以反过来，薄弱的三农基础又制约了农民增收。

　　所以现在我们就能理解，“十五”期间中央政府和全社会对三农工作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各种措施不断出台。但在中国经济和城市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农民收入却跟不上，出现城乡收入差距拉开的尴尬局面。这表明按以前增收减负的路子走下去是行不通的，城乡差距可能会越拉越大。

　　《中国经营报》：在这个大框架下，能说说具体的原因吗？

　　蔡昉：一是“十五”期间大多数增收减负的措施还是权宜之计，缺乏一个长效机制。与经济规律适应的农民增收机制还没有启动。传统的农民增收方式是保护和提高粮食收购价，保护 农产品价格。但这种价格保护措施对农民增收只能起到一定的调剂作用，在WTO全球自由贸易大趋势下，不具有可持续性。

　　二是有利于三农问题解决的宏观经济环境还没有形成。从1998年以来，由重化工业推动下的本轮经济增长表明，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重化工业对就业的扩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作用有限，这在客观上不利于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十一五”的目标：打破农村“温饱陷阱”

　　《中国经营报》：对于“十五”期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提高速度，造成了两者的差距拉大。你把这种现象总结为“温饱陷阱”，为什么？

　　蔡昉：在中国农民出现“温饱陷阱”之前，还存在一个“贫困陷阱”。“贫困陷阱”是指改革开放之前农民收入长期在生存线水平上下徘徊，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民人均收入的2.6倍，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当这种状况很严重时，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改革打破了这个陷阱。农村改革一度曾大幅地增加了农民收入，但是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很久。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城乡收入差距再次扩大。一直到目前，这个差距已经接近1978年的水平，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民人均收入的2.42倍。

　　所以我们把从那时以来很大一部分农村地区，看做是陷入了一个“温饱陷阱”的状态。一方面这时的农民收入普遍在生存线水平之上，或者说达到或超过了温饱水平。但它又是一个陷阱，是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足够大的力量打破这种收入水平的徘徊和差距扩大的局面。这个时候，三农政策变革的临界点就到来了。

　　《中国经营报》：“十一五”如何解决农村“温饱陷阱”？

　　蔡昉：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要改变逆转传统的城乡分配关系，靠工业反哺农业来打破“温饱陷阱”。具体来说，就是“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关于新农村建设的阐述。在城乡统筹、农村公用事业建设和农村改革等多个方面，国家要向农村倾斜。

　　一是“十一五”期间将改变早先城市获取农村剩余资金的做法，实现农业到工业、农村到城市资金流动方向的逆转。“十一五”国家和社会大量资金将投入农业和农村建设，改善农村面貌和公共服务设施。

　　二是“十一五”期间国家将通过创造良好的劳动力流动和就业环境，加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长效地推进农民增收，为农村再生产和人力资本形成提供经济支持。

　　三是“十一五”期间将改变过去很大部分农业土地被城市低价甚至无偿获得的现象，工业和城市要为农业资源的占用、开发提供公正、合理的补偿，对耕地的保护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中国经营报》：能否描述一下中国工业反哺农业的进程？

　　蔡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当农业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分别下降到大约25%和50%时，反哺的条件就具备了。随着农业份额的继续下降，反哺农业的水平将持续提高。一直到农业产值比重下降到大约4%，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6%～8%时反哺的力度才会放缓。

　　中国农业产值比重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下降到25%左右，但是滞后了大约10年的时间，农业就业的比重才下降到50%左右。2004年，农业产值比重下降到15.2%，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到46.9%。所以说，中国现在选择工业反哺农业是一个必然，同时这也是一个漫长的阶段。

　　《中国经营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两个着力点，一是国家再分配，二是转移农村劳动力，扩大就业。请问“十一五”期间如何运用这两种政策？

　　蔡昉：再分配政策是国家缩小收入差距的常规手段，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手段对全社会收入进行二次分配，调节城乡或地区之间的分配关系。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财力制约了大规模、大范围的社会再分配。

　　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就业从微观上是农民增收的有效机和长效机制，同时在宏观上也是国家实行再分配、工业反哺农业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当农业就业比重不断下降时，就意味着反哺能力的增强，当农业劳动力下降到50%左右时，才能开展反哺。

　　《中国经营报》：从三农问题出发，我们应该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蔡昉：必须按照中国当前的资源特点，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发展劳动相对密集的重化工业；同时，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这样才能源源不断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转移机会，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经营报》：2006年中国将全面免除农业税，你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于农民增收的作用？

　　蔡昉：农业税费的减免对农民增收将发挥重要作用，但2006年减免后，未来的农民的增收来源从何而来，这需要我们思考。我认为中国有两种农民，即“大农民”和“小农民”。大农民就是指县乡镇基层组织，小农民是指一般种田务工的农民。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农民税费的减免实际上是减轻了小农民个人的负担，但大农民经费由此而出现不足。同时基层政府要承担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资金更加缺少。

　　所以从整个农业大系统来看，并没有减负。税费的减免只是改善了大农民与小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而国家和农民的分配关系没有实质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