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大规模推进 都市农业产业化如何转型

　　记者 李星辰 报道

　　核心提示

　　即使是在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压缩农业的规模，也应该考虑都市农业产业化如何过渡，农副产品的供应体系如何向外延伸的课题。

　　如果“下乡军团”在整个城市化进程中全军覆没，这可能对既缺乏资金和市场渠道，又没有技术的传统农业转型带来更大的困难，这实际上是对整个社会进步的阻碍。

　　即将到来的新农村建设运动，是要真正启动农村的消费市场，还是要进一步使农民和土地分离？问题的关键取决于谁去主导新农村建设及农民在整个运动中所承担的角色。

　　资本大步向乡村进发

　　“如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能稳定，可能最终导致国内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巴南区一位70多岁、曾经当过多年村长的老人担忧地告诉记者，从目前的形势发展来看，中央政府一再强调的稳定现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30年不变、50年不变的政策最终很难落实。

　　这个老人的担忧理由是，基层政府基本上无法做主，往往省市一级将规划调整，原来的农村农业用地就变成了

城市建设用地，随后

开发商就乘虚而入，利用手中的资本和基层政府联合完成整个圈地过程。

　　一个基层干部告诉记者，目前城市化的手段有些简单和粗暴，而这种简单粗暴正是在整个过程中几方力量对比悬殊的结果。尽管在农业现代化与家庭联产承包制中也存在矛盾，比如一家一户的划分很难形成规模化，但是以前的这种土地流转是在大农业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有机的流动有利于对土地资源的更有效利用。但目前这种流动远远超出了农业的范围，可能导致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失衡。

　　他认为，即使是在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压缩农业的规模，也应该考虑都市农业产业化如何过渡，农副产品的供应体系如何向外延伸的课题，因为一个大都市，必须要相应的农业来与之配套，这些从事都市农业的人所做的工作具有不可替代性。基于此，如何让这些曾经在农副产品供应体系中干得很好的人退出，并使其在其它地方进行发展是一个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实际上，国内外所有的资本现在都紧盯着土地，”重庆市社科院一研究人士指出，而这些资本与权力的结合让圈地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有效的遏制。

　　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目前国内大踏步的城市化进程，正是资本与权力结盟后由城市向乡村进发的一个过程。但在这一过程中，正在使用土地的农业产业化业主和为数众多的农民却在整个社会处于相当弱势的地位，对整个城市化过程缺乏话语权。尽管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偶尔站出来呼吁一下，但这些声音很快就被城市化的美好远景淹没。

　　据市国土部门统计1997年-2003年全市已有30多万亩农地转为城镇建设用地，按亩平供养2人估算，全市有约60余万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

　　有关政府职能部门告诉记者，在重庆的城市化进程，从1/3不到的城市人口到只有1/3的农村人口，这个要有一个过程。按照重庆的扩城进度，重庆今后五年内将每年有50万左右的农民变成城市居民。

　　以城带乡解决三农问题

　　“实际上，将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只是完成了城市化的第一步，”有专家指出，整个社会有没有足够的产业来支撑这些进城的农民，让他们有足够的工作岗位以保障其有新的生活来源。但是目前，全社会对农民进城的就业问题还缺乏政策资源和相关的配套措施。

　　记者在秀山采访时曾经看到让人心酸的一幕，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在失去土地后，每天在烈日下靠捡垃圾为生。由于当地捡垃圾的人比较多，大家于是划片经营，他们每天捡垃圾的收入只有3-4元钱，因此他们每天只能吃两顿饭。

　　“重庆以加快城市化的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没有相关的政策配套可能会有南辕北辙的反差，”一分析人士指出。

　　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明确指出，“十一五”三农政策的战略目标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农村建设是中国在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上的第三次重大调整。”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晓河认为，第一次调整是指1980年代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给农民，分权是其核心。2003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为第二次调整，“这次调整的核心是减负。”马晓河说。

　　“作为第三次大调整的新农村建设，是实现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方案，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实际措施。”马晓河说，“三次调整内容和意义不一样，过去政策是单向的，新农村建设是系统性、综合的政策。

　　跳出三农看三农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也认为，新农村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全方位政策设定。在以往的农村发展研究中，三农问题研究专家已经达成共识：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三农本身，而是与之相关的整个宏观经济政策，所以要“跳出三农看三农”——我们要解决农业问题，就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要解决农村问题，就要促进城镇化进程；要解决农民问题，就要大量的转移农村劳动力。

　　但另一个侧面也不可忽视。鉴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的现实，即便是尽可能转移农村劳动力，促进城镇化发展，但仍将存在大量农村人口。有学者估算，到202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使降到45%，仍会有近7亿人，到203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0%，还有5亿人生活在农村。

　　“非农产业发展了，农业怎么办？农业如何具有竞争力？如何使农业和国际接轨？城镇化之后，农村怎么办？农村是否能够成为繁荣的、农民能够享受和城市一样公共产品的、安定繁荣的农村，而不是凋敝的农村？

　　所以，有识之士指出，三农跳出之后，还得回到三农。

　　“不光是修

高尔夫球场也好，还是建果园也好，发展才是硬道理，”陈开洪告诉记者，无论是整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发展都需要协调，如果某一个产业恶性膨胀，势必导致整个社会的失衡。鉴于都市农业的不可替代性，也应该给这些从事都市农业的业主一条活路。如果“下乡军团”在整个城市化进程中全军覆没，这可能对既缺乏资金和市场渠道，又没有技术的传统农业转型带来更大的困难，这实际上是对整个社会进步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