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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东亚峰会
□ 本刊记者 黄山/文
12月14日，首届东亚峰会(EAS)将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与会各方计有东盟十国、中日韩三个东北亚国家、传统上属于南亚地区的印度，以及东亚地区最南端的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
计划历时仅一天的地区性峰会，却在几个月以前已经掀起了轩然大波。由于美国没有被邀请与会，许多美国智库学者和政府官员惊呼：中国试图通过此类机制排斥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中国威胁论”一时再度甚嚣尘上。中国外交部和中方学者在近两个月来的许多国际场合中多次解释、澄清：美国未被邀请，是因为其未达成东盟主办方的要求，并非中国的阻挠。但美方仍旧将信将疑。
对不少国际观察家来说，美国的缺席以及中日、韩日关系持续紧张，为此次峰会投下了些许阴影，更为峰会议程与成果增添了不小的变数。
峰会话题几许
从峰会的由来看，它并非出自一个或几个亚洲国家的“突发奇想”，而是多年来东亚经济合作的自然延伸。它是继1994年东盟地区论坛(ARF)，1997年的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3”)，以及在“10＋3”会议期间举行的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10＋1”)之后，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又一件大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启动了东亚峰会进程，并邀中日韩参加。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主任张蕴岭对《财经》说，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倡议成立的“东亚展望小组”，在2001年提交的报告中提出了由“10＋3”框架向东亚机制过渡、把建立东亚共同体(East Asia Community，简称EAC)作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东亚峰会最初的构想是成为“10＋3”模式的替代。但这种转变会改变东盟在地区合作的主导地位，因此，原先的设计演变成“10＋3”模式继续进行，而峰会同“10＋3”互为补充。
在今年11月下旬于北京召开的三边委员会亚太组北京地区会议的发言中，韩国前外长韩升洲也指出，东亚峰会既非对“10＋3”模式的替代，也非它的衍生物，而是对“10＋3”模式的补充。
至于此次东亚峰会可能谈论的议题，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欧洲政策中心(European Policy Center)高级政策分析师阿克塞尔博克夫斯基(Axel Berkofsky)表示“并不乐观”。他告诉《财经》，议题将非常模糊，峰会可能不会产生任何具体的结果。美国《新闻周刊》12月12日的一篇文章也持类似观点，但同时指出，与会各方将可能不仅讨论减少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问题，也会就如何在其他领域加强合作进行讨论，类似领域包括能源合作、对抗禽流感以及反恐。
但是，新加坡前总理、资政吴作栋对峰会抱有相当积极的看法。在12月1日于新加坡接受《财经》专访时，他认为，本次峰会有太多的话题可供讨论。从政治层面而言，如何处理地区内部的紧张关系，譬如台海关系、中日关系等，都可以成为话题。此外，会议还会讨论如何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胜出，怎样把下个世纪变为亚洲世纪；换句话说，峰会将不仅涉及传统的提升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水平，更会涉及以往东亚多边机制较少触及的安全和政治问题。
对此，社科院亚太研究所主任张蕴岭认为，峰会所针对的主要还是非传统安全议题，诸如灾难准备和应急、大规模传染病防治、打击毒品走私犯罪等。鉴于美国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及东盟成员内部菲律宾和泰国都签有双边军事同盟条约，东亚地区传统的安全问题都与美国有关。而美国的缺席，显然让讨论传统安全议题变得不现实。
日益紧密的经贸联系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立，但东亚国家究竟有多少政治意愿建立一个东亚共同体，仍值得商榷。
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2003年，东亚区域内贸易额占该地区总体贸易额的54%，这一比例接近欧盟区内贸易64%的水平，同时高过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46%的水平。54%的比例，同1992年欧盟国家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所达到的水平一样。
美国《新闻周刊》的文章认为，欧洲一体化的进程，首先发轫于二战之后产生的政治决心。政治领导人们相信，区域内合作可以成为避免另一场战争的途径。但东亚的情况恰恰相反。席卷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潮，迫使该地区各国领导人追随经济界早已开始的一体化进程。政治人物主观意愿的缺乏，导致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过程显得颇为艰难。
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也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东亚地区国家存在多样性的特点，经济发展程度不一，历史文化传统不一。到目前为止，东亚合作仍出于发展的起步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升东亚地区各国政治人物的意愿，从而进一步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就成为首届东亚峰会亟需解决的问题。
吴作栋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现出了相当高的东亚认同意识。他指出，目前存在两个整合的地区经济体(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未来将会形成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同亚洲分离的各个经济体的竞争，而东亚国家之间存在的高关税和不同海关程序，阻碍东亚同上述两个地区经济体的竞争。如果能够实现东亚宽泛的一体化，该地区就可以同欧美竞争，所以，一体化对东亚国家至关重要。
中日韩角色何在
但是，形势的演变未必皆遂人意。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即将召开的“10＋3会议”以及本届峰会上，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将推迟至适当时候举行。这也是一年一度的三国领导人会议在持续六年后，首次无法如期举行。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崔天凯在11月30日关于温家宝出访和出席会议的吹风会上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方面希望一切照常，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是自欺欺人的，是不可能的。”所谓“这种情况”，即指日本首相小泉一意孤行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同时，三国外长的会晤也取消了，这在东亚外交关系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
许多观察家认为，作为东亚地区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中日当前互信的严重缺失，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
韩国外长韩升洲在11月下旬的三边委员会北京会议上指出，日本对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以及潜在的军事力量感到担忧，因此并不希望中国成为亚洲合作的主导力量。这也是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日本积极推动印度和澳大利亚参与峰会的原因——它需要借助印、澳两国来制约中国。日本国内民族主义的不断高涨，以及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也引发中国的忧虑；况且日本同美国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也加剧这种不信任感。
面对这样一种严重困难的双边关系，中日两国很难在目前形势下承担东亚共同体发动机的角色；因此，各方将目光转向了东盟，希望借助东盟的力量来拖动东亚共同体的前进。唐家璇曾经指出，无论是“10＋3”还是“10＋1”，这些有效的合作机制都是东盟倡导的。只有东盟发挥主导作用，才能最有效最妥善处理东亚各国间的矛盾，最能够发挥协调作用。
但是，东盟依然受到诸多方面约束。韩升洲认为，在建立东亚共同体过程中，东盟自身的完整性会受到影响，因为在它从六个成员国扩大到十个成员国过程中，就遭遇了不少问题。而东盟对同东亚大国分享主导权仍有疑虑，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东盟邀请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与东亚峰会。
显然，三国的加入会弱化东亚的一致性(coherence)，同时达到平衡(counter-weight)地区大国的作用。对于东盟的实力是否足以承担大任，欧洲政策中心高级政策分析师博克夫斯基则提出质疑。他认为，东盟缺乏成为东亚共同体发动机的必要手段和政治影响力，今后几年内，在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方面不大可能提出主要倡议。
内部困难重叠，引入外力来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就成为一种选项。作为惟一同东亚主要国家都存在紧密联系的区域外国家，美国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对象，尽管美国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的角色目前依然难以辨清。唐家璇表示，中国欢迎美国和欧盟有关国家参与东亚合作中来，东亚合作必须是开放性的，不能排外。
但是，美国方面对是否要参与东亚共同体建设、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介入这一过程，至今也没有明确的表态。
由于美国有亚太经合组织(APEC)这座联系它同东亚国家的桥梁，所以，它并不急于置身于东亚共同体建设。另一方面，美国担心东亚共同体会淡化以APEC为代表的亚太合作的意义和有效性，同时，也担心中国在东亚共同体中起主导作用。所以，美国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强烈反对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核心组织的构想。
最近，前美国众议院议长福利(Tho-mas Foley)在三边委员会上也对《财经》表示，美国并不担心“此次”东亚峰会将美国排除在外，美国真正担心的是“这样一种倾向”。
在多方束手的情况下，首届东亚峰会的确可能成果有限，令那些期望地区一体化突破的人士感到失望。
本刊记者张继伟、实习记者赵逸荻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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