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对贸易平衡影响大过汇率 周小川谈治本之策

　　“对大国经济而言，更为重要的方面往往是国内的结构调整政策。大国经济的内需对贸易平衡的影响往往远大于汇率的作用”

　　本刊记者 张继伟/文

　　贸易顺差与内需强弱

　　“鼓励消费的结构政策应当成为下一步促进内需政策中的关键问题之一，也成为调整贸易顺差的关键问题之一”

　　《财经》：在去年2月举行的“《财经》年会”上，你讲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服务业发展的问题；今年7月，中国推出了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你认为今年的贸易顺差是否仍会比较大？国际收支和去年比较如何？汇率改革在这方面的作用是不是充分？

　　周小川：从今年GDP增长的趋势看，投资的贡献率有所下降，消费占GDP的比重有可能进一步下降，而净出口的贡献率依然很高。总的来看，贸易摩擦还会继续加重。

　　今年7月21日，我国改革了汇率形成机制，对汇率水平进行了升值2%的初调。选择2%初调水平的依据是，过去五年(2000年到2004年)，我国平均年商品与服务贸易顺差在200亿美元左右(比如去年商品贸易顺差321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约100亿美元，两项合计顺差200亿美元稍多)，占GDP的2%左右；同时，测算到中国的出口弹性和进口弹性，因此，2%的调整基本可以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

　　但是，2005年的情况又有新的变化。到目前为止，今年我国的贸易顺差已经超过600亿美元，预计全年也将明显超过去年的数字。因此，如何看待

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合理和均衡与否，成为一个需要及早研究、认识和解决的问题。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一个国家贸易顺差的调整主要依靠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包括名义汇率在内的相对价格、相对工资水平的变化，可以部分消除贸易顺差；二是对大国经济而言，更为重要的方面往往是国内的结构调整政策。大国经济的内需对贸易平衡的影响，往往远大于汇率的作用。日本、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财经》：今年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率似乎还不错，怎样看待内需的强弱？怎样看待内需与净出口之间的关系？

　　周小川：分析上的一个困惑来自宏观统计数据之间的不匹配。GDP有三大内容，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长25%)、消费(较有代表性的零售总额增长13%)、净出口(今年上半年顺差397亿美元，2004年上半年为逆差68亿美元，今年全年净出口估计会成倍增长)，经价格校正(平减)后的增长率，都高于GDP的增速，显然还需进一步分析和解释。

　　相比之下，在构成GDP的三大内容中，总消费增长速度最弱，而且占GDP的比重近几年连年下降。随着投资增长逐步、适度压缩，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就要看消费需求是否能够及时补上消减下来的需求缺口。

　　如果消费不能相应补上，内需不能相应扩张，则进口增长会较慢，国内生产能力就很可能会更倾向于出口；同时，随着投资压缩，进口、特别是资本品的进口也会有所减少。多数出口商在内销和出口间徘徊比较，进口商视内需而进货；内需不强会使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这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

　　从研究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出发，促进内需的增长是我国发展战略的一个基点，而鼓励消费的结构政策，应当成为下一步促进内需政策中的关键问题之一，也成为调整贸易顺差的关键问题之一。促进消费是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的一个新题目。长期以来，我国学界研究重点关注的还是生产领域，擅长研究提升供给和注重物质生产，总体上对于消费和服务业的发展研究还远远不够，支出法的GDP统计还存在不少需改进之处。研究扩大消费内需涉及思维转变，依然面临不少困难。

　　扩大内需关键何在

　　“可以考虑分析购买力的人群分布，分段开拓消费市场”

　　《财经》：有一种意见认为，要扩大内需，就需要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改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局面。你认为这是不是问题的关键？

　　周小川：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本质上还是要提高生产力。在研究促进消费的政策时，有观点强调重点应当放在农村市场。一个简化的推断是：改善收入分配，扩大农民购买力。(这个)命题显然是对的，但是对其作用有多大，要做数量分析。

　　农民收入的提高，本质上取决于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当前我国农村的实际现状是，由于人多地少，农村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村的收入水平和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就会受到很大限制。根据统计，数亿农民在农村所进行的农产品生产，按照市场价格创造了GDP的15%左右。虽然由于各种价格和税费的扭曲，农民难以正当且足额拿到生产收入(应尽早纠正)，但是，农民依靠农业生产收入所形成的购买力，大致是在GDP的15%左右。

　　目前部分地区农民家庭收入上升有其他来源。首先，因为大量的农民工进城打工，汇回到农村的款项支持了农民购买力的上升，这实际上对应的是工业等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领域，将收入向农村家庭转移；其产生的购买力是来自农业以外的其他劳动生产率相对高的行业，虽然能够促进农村总消费的增长，但在国民经济总消费中的效果需避免重复计算。

　　第二，是靠各种来自于转移支付的财政补贴。财政支持则主要包括粮价调整、税费减免等，这些政策措施产生的效果大约是数百亿元，与我国庞大的8万多亿元的消费总需求相比，可能产生的影响还相当有限。

　　另外，农产品价格也不可能无限制地提高，因为其价格毕竟受到市场供求的影响和竞争力的约束。此外，其对总消费的影响还取决于财政转移支付的财力来源。如果没有加大财政赤字也没有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则总需求并未因此而增加，只是替代了一部分其他纳税人的消费需求。因此在注重农村消费的同时，也要看到它与劳动生产率的联系及其在总消费需求中的比重。当然，农村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城里人高一些，有利于消化企业产成品库存，但在总需求中效果有多大，还需要做详尽的数量分析。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当时为了刺激消费，出台了积极财政政策，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效果非常好。下一轮国家可以考虑花点钱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好处。

　　《财经》：那么，扩大内需还需要哪些方面的考虑？

　　周小川：可以考虑分析购买力的人群分布，分段开拓消费市场。从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分布看，高端10%的户占总收入25%，低端10%的户占2.3%；高端20%户占总收入40%，低端20%户占6.4%；高端30%户占总收入52%，低端30%占12%。又有人估算，高端20%户的银行储蓄占居民总储蓄12万亿元的80%(统计验证有一定困难)。不管从道义上是不是愿意接受，购买力的很大比重在高端，高端消费潜力大；促进中高端人群增加消费，对扩大内需来说是事半功倍的。

　　面对日益差异化的购买力，我们需要分段考察这些人群的消费状况。有人说中国的富人已经有车有房，当前已经没有地方消费，这种说法只是表面上有道理，其实是有问题的。目前我国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如果收入高10倍的在我国算富人，富人的平均收入也就是每年1万美元，而这样的收入水平在美国、日本、西欧无疑是属于低收入阶层的。可见，收入超过1万美元的中国的富人并不是没有地方消费，关键是我国收入格局变化太快，消费者本身有个适应过程，在消费的供给、环境、思维(包括观念上的限制)等诸多方面更跟不上这一变化。另外，在过去长期“一穷二白”的环境下，确实缺乏针对中、高层消费的服务，观念上可能也有不适应。

　　从当前的现实情况看，市场调节的机制使得厂商会考虑购买力在哪里，会注意到一些面向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例如商品房、汽车需求。一些房地产商关注开发高档房，一些汽车销售商进口一批高档汽车，销售也不错，原因就在这里。当然，这也招来了许多批评意见。

　　在消费政策方面，尽管长期以来形成的消费宣传有一些既定的习惯说法，但是在经济思维上、在扩大内需方面应有更数量化的分析。在注重向农民进行政策倾斜的同时，要想实现扩大消费内需的总量效果，也必须重视向不同收入档次群体提供和创造消费供给，改进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使消费与收入结构匹配得更好，以取得更为明显的政策效果。

　　这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而某些政策的制定者可能还没有充分从扩大内需的角度来对待这些问题。另外，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是需求决定供给，但不少新领域也大量存在着供给的创新能创造需求的现象和实例。

　　发展服务业路径选择

　　“中国要发展的服务业不能特别集中于资本密集型，也不能集中于物质消耗过大的类型，要特别强调发展家庭最终消费的部分”

　　《财经》：你去年2月在“《财经》年会”上就讲应该重视服务业的发展，并作为你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之一，这是否也是内需导向的一个重要内容？相关联的问题是，如何去发展服务业？

　　周小川：消费需求分为物质消费和服务消费两大类。我国多年来比较重视物质生产体系，在“重物质、轻服务”的思维下，最终消费中服务支出(尤其是文化、体育、娱乐、旅游等)的占比明显偏低。2004年我国GDP中第三产业占32%，即便统计普查后可能会上调10 个百分点，也远低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发展中大国的水平。

　　服务业发展是我国的弱项，但是也说明服务产业的发展有着广阔的空间。发展服务业和服务消费，是促进中国消费发展和内需扩张的一个重要领域。这也涉及到我国服务业发展结构选择问题。要避免出现误区。重视服务业的发展，首先应当改善服务业发展的结构。

　　服务业的结构之一是可划分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人们容易出现忽视最终产品的倾向。发展服务业已渐成共识，但是，物质生产偏向的思维使一些人首先想到的是发展那些支持生产、流通和能出口(如call center)的服务业，而不是最终消费的服务。商业、运输、金融多数是为生产、销售、投资服务的，是最终产品的中间投入品，其中一小部分是最终消费；医疗、文化、体育、娱乐、旅游、餐饮、家政、物业管理，则主要是服务业对消费者的最终产品；通信大约是一半一半。我国服务业整体不强，其中最终产品的供给和消费更为薄弱，大有可为；也有一些思维障碍。总之是事在人为。

　　服务业的结构之二，是“政府消费”和“家庭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在GDP总量中，我国政府消费占19%，家庭消费比重显得更低。服务业净产值的消费中，也存在这一比例有偏的问题。现在政策上需要注重扩大家庭对服务的最终消费。

　　服务业的结构之三，是“偏硬的服务业”和“偏软的服务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服务业大致可以分为“偏硬”和“偏软”的服务业。“偏硬”主要指资本较密集、物质消耗较高的行业，如航空、公路运输、高档旅馆业等，这些服务领域相对投资高，耗电、耗油大；“偏软”的则相反，如信息消费、艺术、音像、娱乐、休闲等。通讯业大约在建设期“偏硬”，在应用期则“偏软”；旅游、餐饮则是硬软均有，看最终支出结构。金融业资本密集，但物耗少；民航、互联网、移动通信等属于技术密集型的，餐饮则是劳动较密集的。因此，有人简单地说服务业投资少、就业多、科技要求不高，实际上是有误的，不可一概而论，要有区分。鉴于我国的传统，“偏软”的服务业尤其薄弱，因此也就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总之，在讨论服务业发展路径时，必须要立足于国情，要注意我国所要发展的服务业，不能特别集中于资本密集型，也不能集中于物质消耗过大的类型；要特别强调发展家庭最终消费的部分。否则，在GDP的整个结构中，消费总需求占比还是难以有效提升。服务业的发展战略也需更加体现“以人为本”及市场导向，这应成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部分。仔细去想，服务业发展中仍有大量的人为障碍，其中有不少是不自觉的或传统遗留而无人去改的。

　　文化产业最具波及效应

　　“文化传统与现代化问题对于服务业的发展是个重要议题”

　　《财经》：你强调过服务业中广义文化产业的重要性，但是目前其产出在国民经济中似乎很低，将来它的作用会怎样？

　　周小川：发展服务业，应该发挥文化产业的“领头羊”作用。未来增长空间大、对物质资源消耗相对较低、同时也能发挥中国悠久文明古国优势的服务业环节，应该是广义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虽然直接产值不高，却是最“软”的，波及(spill-over)效应也最大。广义的文化产业，包括文化、艺术、体育、健身、旅游、娱乐、休闲等，目前在我国强调的作用不够，增长的空间更大。

　　从国际国内的经验看，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能起“领头羊”的作用。没有文化内容，旅游、娱乐、餐饮等诸多子行业都会大为逊色；没有文化内容，工业产品的需求和附加值也明显减少。世界上许多工业消费品(电子的、光学的)实际上是文化娱乐的承载体。当前我们强调商品的自主品牌。实际上，世界上的自主品牌中，大约有一半来自技术研发(自主知识产权等)，另一半是靠文化内涵而形成的，例如法国香水、意大利领带、美国的卡通形象等各种名牌。他们的科技含量并不高，但在文化内容支持下却形成了工业产权。这其中的名人效应也是不可忽视的。

　　文化分古代的、现代的，民族的、国际的；需要精心平衡，力求综合与创新，以需求为导向，减少传统的“框框”。要说古，埃及和希腊是很古的，但是其文化并未发挥出很大的经济优势；看韩国，虽然历史并不十分悠久，但近年来连中国都出现了“韩流”，电影、舞台、广告都大量请“韩星”，这值得深思。文化传统与现代化问题，对于服务业的发展是个重要议题。此外，对消费需求的不少具体项目而言，“休闲时间”是条件之一。

　　《财经》：以你个人的预见而言，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战略上是否会走弯路？

　　周小川：消费模式也可以分为对国内总需求带动效果明显的模式和带动效果不明显的模式。在这方面，能否避免一些国家曾经出现过的歧径？即人们富了，却没有充分带动本国的服务业发展和就业。

　　歧径之一，是八小时以外及休假消费吸引力不足。世界上的大中城市特别是有文化传统的城市，无不设法繁荣城市的晚间现场活动，力争让市民和游客走出家门。反例之一是法兰克福，下了班人走城空。一个值得质疑的休闲模式是“电视剧生活方式”，人们下班后就尽可能呆在家中看电视剧；既然不用出门，就没有额外的服装、装饰、交通等需求，人与人的沟通也变少。这显然与电影、舞台剧、音乐会、球赛等各类大小不等的文体现场活动有不同的经济效应。如何把晚间和假期的市民消费活动拉高，涉及到政府倡导和示范，也涉及到不少相应的配套政策和措施。

　　歧径之二，是过多的“出境游”，导致对国内服务消费的“挤出”，日本当年就有这个现象。随着日本人越发富裕和日元升值，日本大量国民“出境消费”，国内需求不足反倒在许多年份令人头痛。当然，国人愿意出国观光，长见识、吸收文化营养，无可非议，也不可阻挡；但如果“出境游”是由于国内休闲、旅游、文化、娱乐的设施及多样化等等做得不够好，使国人对国内消费不满，在总体经济上就很不合算。

　　当前，随着我国贸易顺差增加，持有外汇增加，对于出游的汇兑管制逐步减少甚至会完全取消，旅游、休闲、文化、娱乐的国内外竞争将愈演愈烈。这将成为我国GDP增长和就业的不可小视的部分。这涉及对自我限制的反思，是内需政策需要研究的问题之一。

　　歧径之三，是“明星”多是别国的。不管在传统思维上喜欢还是不喜欢，大中城市的消费确有显著的“明星效应”，文体明星一出场，大型活动就确实不一样，一件T恤可以卖200元，卖不出的东西可变成抢手货，公共场所及餐饮服务可以从冷清变成爆满。

　　但是观察我们的现状，国内除了在奥运体育明星方面占优势，影视娱乐等明星多是港台或者韩国的；钱让别人赚去了不少，自己的需求拉动靠外力，文化冲击的后果也不太清楚，其中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财经》：你怎样评价当前学术界对“内需为主”的发展战略的研究水平？

　　周小川：我认为，有不少有关消费内需的问题需要经济学界关心和及早研究，并使研究成果变为有效的政策措施。我担心，今后两三年内，如果内需上升不足，经济增长中净出口的贡献率恐怕会继续扩大，届时，将有大量的压力仍会聚焦在汇率、贸易磨擦、知识产权等议题上，这些问题也难免不时被“政治化”。

　　另外，自从大家开始学习和接受科学发展观以来，就会越来越多地沿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去反思和改进各个领域的政策体系。今天的议题始于国际收支和汇率，却无可避免地引致消费内需的议题。希望加强对这种政策关联性的关注，并且看到更多、更深、更有创意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意见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