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徐以升 发自北京
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吴念鲁教授日前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是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慎之又慎。
《第一财经日报》：1994年，人民币汇率制度被重新定义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现在实际上属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而这个制度现在正处于风口浪尖，您如何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最终选择？
吴念鲁：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最终选择，取决于政策部门对于“独立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性”这一著名的“不可能三角”中不同解的偏好及目标权衡。我认为，对于日趋呈现内需导向特征的大国经济而言，独立货币政策毫无疑问是我们的首要选择。资本流动的自由程度在未来5年内将有显著上升，那么，其结果必然是人民币汇率波动性的上升。这种变化最终会落实到汇率制度调整上，但人民币汇率走向自由浮动必须谨慎从事。
《第一财经日报》：您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进行怎样的调整，以实现您谈到的汇率波动性上升？
吴念鲁：可选择的方案，是一个具有充分弹性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如何走向这种“具有充分弹性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是我们现在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核心问题。我提出的改革核心是：首先，可在当前汇率水平的基础上，波动幅度扩大到上下1%；然后逐步地使用汇率波动区间，放宽波动范围，但这种波动范围应该是内部性的不向外公开的，即建立内部汇率目标区，目标区上下可定为10%~15%；再次是在放宽汇率浮动区间的基础上，改盯住美元为盯住一揽子货币，需要注意的是改盯一揽子货币应相机而行。
《第一财经日报》：您如何看一揽子货币中各主要货币的权重问题？
吴念鲁：从加权成分看，由于内地与美国以及香港地区的贸易额较大，而港币又与美元挂钩，美元仍然要占主要比重，应该占60%~70%左右。欧元与日元以及其他有关货币进入后，将使人民币汇率水平更趋合理。与此同时，应加强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进一步提高外汇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完善市场做市商制度，为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形成奠定基础。
《第一财经日报》：您如何看汇率改革的环境与时机选择？
吴念鲁：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国内经济学界加大了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讨论，但是这些讨论，往往囿于汇率升值或贬值的争论，沦为简单的政策解释和说明。在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情况下，汇率的影响将突破传统的涉外经济范围，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更强的影响力。因此，人民币汇率改革必须考虑国内外这样一个大环境，必须慎之又慎，一定要选择一个有利时机，也就是说，在改革时机的选择方面，我们既要根据国内的需要，又要考虑国际环境的变化。它不能过急，也不能不变，汇率机制的改革一定有利于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