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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利弊权衡不能跟着感觉走(下篇)
本报记者 徐以升 发自北京
《第一财经日报》：按照你的计算，你认为现在汇率改革应该采取何种方案，升值的话一次性升值幅度在多少才是最稳妥的？
张曙光：如果升值，方案和时机很重要。根据我的上述研究，升值幅度以5%~10%为宜，而且近几年内，只能升一次，不能升两次或者多次。因为，升值5%以下，幅度太小，不仅不能缓解升值压力，反而会增加升值压力，不得不再次升值，这是最不利的选择。升值10%以上，损失太大，整个经济可能承受不了。比如，升值15%，根据我的估算，直接投资减少90.9亿美元，出口减少712亿美元，GDP减少1034.9亿元人民币，就业减少159.4万~571.7万人。这样巨大的影响和损失，谁也承担不起风险和责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前面已经讲过，汇率问题有二：一是汇率体制，二是汇率平价。汇率调整也包括这两个方面，目前的问题出在汇率平价上，根子却在汇率体制上，主要是三位一体的汇率体制，即对企业的强制结售汇，对商业银行的周转头寸限额管理和中央银行的直接干预。因此，调整的方案应当是体制和平价一起动，就像1994年并轨并同时贬值一样。要改革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要加快外汇市场特别是远期外汇市场的建设和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再问你两个关于汇率体制改革时机选择的问题，你怎么看待汇率体制改革与国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系？
张曙光：汇率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汇率体制，二是汇率平价。二者既有联系，又不能混同。金融体制健全，无论是汇率体制还是汇率水平，其调整都有较好的条件，银行体系不健全，调整的风险自然要大一些，中国的银行系统和金融系统的确存在很多问题，这也正是大家担心的地方。其实，金融体系主要决定汇率体制，不决定汇率水平，金融体系不健全，不能实行浮动汇率，但现行汇率体制更需要调整，这也是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金融体系不健全，汇率水平也不能长期高估或者低估，二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因此，汇率调整只能在银行改革之后的说法不大确切。在目前的金融体系条件下，中国只能实行固定汇率体制或者比较严格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不能实行完全浮动的汇率体制，但汇率体制的调整和汇率平价的调整都应当而且可以进行，如适当改变目前“三位一体”的外汇管理体制，进一步发展外汇市场，特别是建立远期外汇市场，也可以适当调整汇率水平和扩大汇率浮动区间。
《第一财经日报》：对“投机性质的热钱”问题怎么看，这已经成为汇率改革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月初在亚行年会上也表示，市场投机的效果将适得其反，在过度投机的干扰下，中国政府目前的汇率改革速度和难度反而将增大。
张曙光：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亚行的讲话是有道理的，的确，可怕的不是升值，而是升值预期。因为有升值预期，热钱就会流入套汇套利，这必然增大汇率调整的风险和难度。我在研究中也计算了热钱流入带给汇率调整的额外损失。2003年热钱流入大致是600亿美元左右(1168＋450-458.7-527.7)，2004年流入1000亿美元左右，共计约1600亿美元。如果汇率升值10%，假定有一半流出，升值的成本(净损失)就是80亿美元，升值后流出880亿美元。正因为热钱流入(升值后)再流出，一方面造成净损失，另一方面减少了外汇储备，因而对整个经济运行形成冲击，因此，在汇率升值压力大、热钱流入多的时候进行操作，是很不利的。除了坚守不住、被动冲垮以外，主动操作不能选择这样的时机。在目前的情况下，所有的改革方案只能减小而不能避免热钱流入带来的影响。比如，在决定升值的时候，对外汇汇出在数量和时间上加以限制，还可以对外汇汇出征税，以减少损失。
《第一财经日报》：你如何看待汇率调整的配套政策措施？
张曙光：汇率调整的确需要有关政策配合，这样可以减少调整的风险和损失。比如，目前财政状况特别是中央财政状况比较好，财政收入增长比较快。因此，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变资本流入和流出不对等(即鼓励流入和限制流出)的现状，就是很重要的一条。再如，对加工贸易的税收及其监管问题也需要研究调整。至于利率问题，不能与汇率一起调整，只能调整一个，否则震动和影响太大，而且无法观测和分析政策调整的效应和影响。增加国内需求是一个根本办法，关键在于增加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村人口和农民工的收入。这需要进行一系列体制上的改革和政策上的调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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