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席位分仓限制 基金交易席位制期待破旧立新

　　161只基金去年租用近千个交易席位，支付交易佣金约5亿元，平均每只基金约占用6个席位

　　业界呼吁基金获取直接席位并取消席位分仓限制，这既可减少运行成本又能降低违规风险

　　□本报记者 程林

　　在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获准设立独立席位后，基金席位改革呼声日渐高涨。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04年，161只已成立的基金占用了两大交易所近千个交易席位，占交易所全部席位数量的40%，全年支付交易佣金约5亿元。“现有基金席位制度不仅产生巨大的成本，而且积存了不少流弊。”基金业界人士呼吁，应尽快对沿用7年之久的基金席位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席位数量惊人

　　每一只新基金的发行，就意味着要新增4个以上的新交易席位，基金业现在每年新增数百个席位，问题在于，基金是否真需要如此庞大的席位量？　

　　“基金完全不需要那么多席位，这种席位制带来了诸多问题，必须改革”，一位基金公司总经理对记者表示，“沿用多年的基金席位制度带来了庞大的成本、很繁琐。如果说曾经的历史背景造就了它，那么现在这一背景已不复存在。”

　　我国现有基金席位规定：每只基金通过任何一家证券经营机构买卖证券的年成交量，不得超过该基金买卖证券年成交量的30%，这就决定了每只基金至少需要租用4个不同券商的席位。

　　根据本报信息部的统计，到2004年中期，我国已发行基金产品的31家基金公司，共管理着142家基金，租用了833个席位，其中每家基金公司约租用26.87个席位，平均每个基金使用了5.86个席位，旗下席位最多的是华夏基金公司，它租用了62个席位，为此在半年内的佣金达到了2141万元，而这31家基金公司为了这833个席位在半年之内支付了超过2.2亿佣金，同比增长了52.9%，若考虑2004年下半年又新发19只基金因素，则基金业全年支付交易佣金达到5亿元左右

　　改革制度一举两得

　　一位基金公司总经理认为，每个基金公司使用深交所、上交所各一个席位就已足够，而且基金公司也可以参考保险资产管理方式，获得直接的席位，该人士认为，现有的基金席位制度几大弊端积存已久，如不能解决则既加大运行成本、又增加违规风险。

　　在现行制度下，一家基金公司往往拥有数量众多的交易席位，因此如何对各席位进行有效管理，如何根据各券商提供的研究、销售支持或者其他服务给予细化分配，便成了各基金公司很头痛的事情，消耗了大量的操作成本；而每增加一个席位，就要占用几十到数百万元的基金资产作结算备付金，对于一些小基金来说，可能还要负担额外的费用，这加大了基金的业务成本。

　　这位总经理分析道，如果基金可以获得直接席位，并取消有关30%席位分仓限制，则2004年40多家基金公司可以只使用约200个席位，两相对比可以每年节约相当成本。

　　而在另一领域，基金的席位佣金分配已成为一种对券商利益的输送方式，对于一些规模相对比较小或债券基金等交易量小的品种来说,为了对券商的席位成本进行补偿，一些基金公司可能会采取人为扩大席位交易量的方式，以此加大佣金支付,但这种非正常频繁交易显然违反了基金持有人的利益。

　　涉及利益博弈

　　“从券商角度，自然是不希望基金通过自有席位交易的，因为这损害到券商的经纪利润来源，但我们同样希望减少对单个基金的席位要求量，”一家券商的经纪业务负责人对记者说。现在，券商一个席位分摊下来每年的成本约10万元，必须完成1.2亿的交易量才能勉强保本，券商每年为基金席位付出成本约1亿元，目前券商待摊席位费已高达20多亿，而且随着新基金的发行，券商还得不断向交易所买席位，如此循环反复同样也加大了券商的席位成本和风险。

　　业内人士认为，以往关于基金席位的规定，是基于基金业发展初期，很多基金公司大股东都是券商，彼此关联众多，为了防止基金公司通过佣金的形式向关联券商输送利益所做的设定。但现在形势和以前根本不一样，很多基金公司的发起人已不是券商，基金越发越多。若再坚持以往的政策，席位的刚性成本，却大大增加了基金业乃至证券业运行成本，也浪费了社会资源。

　　与此同时，基金违规趋势也在加剧。“现在开放式基金越发越多、首发规模越来越小，将来肯定会出现大量5亿、6亿规模的基金，它们同样也要4个以上席位，现有法规显然加大了它们违规扩大交易量的动力。”一位基金公司老总称。

　　基金业推动席位制度变革的呼声正在加强，沿用七年之久的基金席位制度都已走到十字路口。一基金公司总经理指出，若打破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固有利益分配格局，基金公司所得到的成本降低之利，也正是其他利益主体失去的收益来源所在。这种涉及到基金公司、券商、交易所、登记公司等多方的利益再分配，注定是一次艰难的博弈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