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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的留痕
200亿资金沉淀在未开垦的荒地中，100万平方米的烂尾楼成了这个城市挥之不去的标志。冰冷的数字背后，是太多被改变的命运。
陆伟文，1992年来到北海，经历了大起大落。在北海某大酒店任职的他如今还独立经营着一家房地产网，网页上他
为自己做的广告词是：把北海的房子卖到全国。
能卖到全国吗？陆伟文心里没底。这两年北海开始盘活烂尾楼，一些闲置了十年的烂尾楼开始披上绿色的建筑围纱，陆伟文和他的同行们开始互相打气，小心翼翼开始新的尝试。
1992年，陆伟文被北海市政府从南宁校园拉回北海，一天之内办完了所有手续，成了地地道道的北海人。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第一个月的工资是5000多元，是在学校时一年生活费的10倍。这样的日子他过了不到半年。从1993年春天到现在，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大学刚毕业就被第一个月工资吓傻了的年轻人，如今有了很多沧桑感。
1992、1993年，北海国民生产总值分别比上一年增长48.7%和74.8%。而1994、1995、1996年，增幅分别为12.53%、3.3%和5.9%。直到今天，“在北海，放眼可见的是大片大片撂荒的土地，那是开发商的地；农民无地可种，地全被征了；政府无地可用，地都批出去了。”
十年中，陆伟文一直很迷茫。
1995年到2001年的六年间，北海市政府领导班子换了六届。民间开始绝望：北海被彻底遗弃了？
“整个九五时期北海是灰色的，迷茫和无奈的气氛蔓延。”廖德全说。
“我在北海的经历就是从无到无。曾经为它兴奋过，也曾经为它流泪过。那个时候非常寂寞，难受，无奈。”杨建平说。
1989年，他跟随任玉岭到北海科工委挂职，当时要举办一个工业博览会，杨建平数了数北海的企业，哭笑不得：除了橡胶拖鞋厂，就是养鸭养鱼场。
那时候北海很穷，人很傻，傻得可爱。市场上水果新鲜的和不新鲜的混在一起，都一个价。杨建平到菜市场，卖水果的老太太主动给他挑新鲜的。“他们没有钱的概念。”
杨建平第一次参加北海市科工委的会议，是在一个黄昏，一个黝黑的小屋子里，一张八仙桌，几条长板凳，几条水烟枪摆在桌上。一人一杆烟枪，蹲在凳子上侃开了。“我被吓了一跳。”杨建平说。
2004年，杨建平回北海办事，正逢北海集中盘活房地产，他被邀请参加了一个房产沙龙。沙龙上的讨论让他有点失落：“大家的眼光只放在一个个具体的楼盘上，过去关心整个北海发展的气氛一点都不存在了。”想起当年开发区老板们和北海最高决策层煮酒论北海的情形，他很感慨。
南国早报记者许海鸥早在1984年就来到北海。“当时就看中了这个小城的宁静和人的纯朴。”但经历了那场梦之后，许海鸥有些失落，原先的宁静变成现在的沉寂。那场梦给北海带来的冲击之大，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感受到。开发之前的一切道德标准、行为方式被财富这个标尺迅速“矫正”了一遍。“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好的坏的东西都跑出来。”
过去，北海老百姓谈的是走私汽车和倒卖土地。
现在，北海土著大都关注香港的六合彩和澳门的赌球。
北海之梦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当地的百姓，仅土地补偿和房产补偿，很多人一夜之间就成为百万富翁。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不需要工作，不需要种地、打鱼。
“懒和贪是北海那场梦给北海人带来的最大的负面影响。”1992年就到北海、一直从事企业管理顾问工作的彭川说。北海人一开始看不起外地来的“捞仔”，而后被外来人的意识和手段征服，继而迅速地实践新学来的东西。梦灭之后，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最怀念过去，也是最憧憬再来一次神话的一群人。但是，真正将憧憬付诸于行动的却是那些北海新移民，如陆伟文者。他们的命运因为北海而波澜壮阔，也因为北海而沉寂多年。
“十年前来北海、梦破灭后又留下的人素质都很高，他们关心时政，心系北海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在彭川看来，由于过去北海开放不够，百姓受教育程度不高，导致新移民和当地人始终不能迅速融合。十年前那场大梦破灭后，这种潜在的文化冲突更加明显。
“看不到一股前进的劲儿，大家想问题好像不在一个点上。虽然北海这两年发展有所起色，但感觉不到具备当年万众一心的劲头。有人击鼓呐喊，有人冷眼旁观，有人悠哉悠哉。而我自己，则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冷漠。”一位网友这样诉说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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