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张江去

　　本报记者 鲍辉春 李超

　　上海报道

　　岁末年初，中国人的视听被一个“药”字充斥了。

　　透过这个“药”字，折射出整个医药体系的混沌：禽流感的阴影挥之不去，药品限价方案刚刚实施，药价之谜正待求解，医疗体制改革调整方向。

　　而另一端，医药行业整体利润回落，企业经营压力增大。除了产业环境，困扰它们的还有，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日益提高的环境和安全标准、汇率变动等，企业在竞争和调整中前行。

　　创新的价值

　　进行严格的成本控制，还是，进行产业升级，产品创新、营销创新？这是留在这个产业中继续搏杀的企业面临的选择——无论在哪一方面做到极致，都可能形成独特的竞争力。

　　而那些熟悉游戏规则，热衷于“在沼泽地中赛跑”的公司，还有第三种选择：混乱的产业环境恰恰是它们生存的乐土。虽然，这样的日子并不会太长久——针对药价、医院药品加价、药品回扣等问题的政策将陆续出台，药品生产、流通、医疗服务等领域将面临新的变革。

　　每一种类型都不缺少鲜活的样本，诠释它的生存之道。当然，如果从提升产业竞争力的角度来看，这三类企业显然是不能等量齐观的。

　　1月1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四次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给出了一个判断的标准。

　　胡锦涛指出，“自主创新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紧紧扭住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一中心任务”。而作为重点领域之一，医药行业自主创新的目标在于，“重大疾病防治水平显著提高，新药创制和关键医疗器械研制取得突破，具备产业发展的技术能力”。

　　显然，那些以“仿制”为特征，把“成本控制”、“市场营销”等作为核心能力的制药企业，可以是“经营好”的公司，但它们只是这个产业的基础，并不具备引领“产业发展”的技术能力。也正因为如此，它们的成功常常容易复制，陷入竞争的泥潭。

　　而那些创新型的公司则更多的代表了产业的未来。它们可能不成熟的，在商业上也许还不算成功，技术和能力也可能是不完备的，但它们独特的能力是整个产业健康发展和不断升级的保证。

　　而一旦这些四处散落的创新力量聚集起来，就可能形成一股推动产业升级的力量。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张江药谷”)正是这样一个聚集之地。

　　十年药谷

　　从1994年罗氏制药在张江投资建厂至今，张江药谷的历史已经走过了10多年。在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兰忠看来，以2001年为界，张江药谷的发展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基地成立之初，为了快速实现积聚效应，是以引入跨国公司生产线为主”，目的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出形象、见成效，从形态上打响基地的品牌”。除了罗氏制药以外，这些跨国公司还包括葛兰素史克、阿莫仙、津村制药等。

　　从2001年开始的基地二期，“我们从产业总体规划考虑，逐步将开发重点转向研发创新”，“二期更加注重对创新创业型公司的聚集、对促进研发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的打造、对创新创业环境的营造、对高校等产学研结合体的引入”。

　　“我们一直在坚持这个方向，‘鼓励成功，宽容失败’，引申出来就是张江的创新精神。”

　　如今，张江药谷已经形成了由罗氏、葛兰素史克、先锋药业等40多个国内外一流药厂组成的产业群体，引进中科院药物所、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发中心等30多家研发机构，以及以200多家中小型科技企业为代表的创业群体。

　　而这个产业集群基础之上，张江的创新体系也初具规模，“已初步形成了产业群体(药厂)，研究开发、孵化创新、教育培训、专业服务、风险投资六个模块组成的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骄傲点说，这么完善的产业链和创新氛围，国内其它地方还没有！”

　　在王兰忠看来，这个涵盖了“人才培训—研究开发—中试孵化—规模生产”全过程的现代医药创新体系，应该更多的为中国的医药产业所用。中国的医药企业可以从各个环节切入张江药谷的创新体系。“即使是给跨国公司做外包也好，至少，这些能力留给了中国的公司或者中国的员工”。

　　“我们引进跨国公司，不管是生物的还是化学的，最终目标是，使我们中国自己的、具有民族品牌的自主创新企业，能够在张江有所发展。”

　　位于基地二期的上海睿智化学研究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为制药公司提供新药研发前端化学合成的外包公司。其CEO惠欣表示，虽然现在公司主要的客户是欧洲、美国和日本，但是“能力留在了中国员工身上”。随着新药研发价值链的逐步完善，“今后新药研发的工作都可以在中国做”。

　　而对于引入的企业，张江药谷也提高了标准：一是致力于创新创业的企业；二是跨国公司研发总部或者地区总部类机构；三是出于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企业和项目；四是提供技术和服务的平台性机构，等等。王兰忠笑言，“现在，我们的门槛也比较高了。”

　　升级的机会

　　如今的张江正在形成这样一个生态体系：“以全球制药前二十强跨国公司为支撑点，以国内知名医药企业为支撑面，以中小创新企业为基本面”，它们“与国内外一流的研发机构、大学等研发支柱的产学研共聚互融”。

　　在这个体系中，处在上层和中层的是罗氏、陶氏、杜邦和国内的华海这样的公司，而处在“基本面”的是多达200多个的“创新创业型”公司。

　　相对而言，这些“小”公司在资金、规模等方面处于弱势，但它们无疑更加灵活，更具创新精神。这些小型公司有许多由归国

留学生创立，“浦东有8000个归国留学生，6000在张江”。考察他们创新升级的机会，也许更具代表意义。

　　对进驻的企业和研发机构，张江药谷在人才、政策、配套设施上提供了便利。并且，特别针对创业型企业，“建成了一万余平方米的孵化单元，到明年建成的总面积将达13万平方米”。

　　谈到面向创业型公司的服务时，“风险投资”是王兰忠屡屡提到的一个词。“硅谷的创新之所以做得那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整天都有风险投资在盯着”，而目前，“在张江，也一直有十几家风险投资在观察，我们也在和不少国际上知名的风险投资接触”。

　　如今，一个由浦东政府出资，规模在“一到两个亿”的“慧眼工程”已经开始运作，2006年1月，张江药谷的“几家中小企业和平台性机构”已经被“慧眼”相中。

　　由张江药谷的企业提出申请的一类新药已有20多个，“上海现在申请的一类自主新药，大部分在张江产生，绝大部分专利也诞生在张江”。

　　而微创医疗器械公司则是创业型公司成功的一个样本——“由两位归国留学生创办，从起初的10个人30万美金注册资金到目前员工近500人，注册资本1200万美金。同时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直接与国外产品竞争、拥有数十项技术专利和多项独立

知识产权的创新企业”。

　　而在“自主创新”新政之下，“到张江去”这种形式本身并不重要，事实上，目前全国共有60个类似的生命科学园区。重要的是，整个中国医药产业需要，在化学制药、生物制药、中药等各个子行业中，寻求产业升级的机会，在从“基础研究”到“制剂生产”的产业链各环节上，寻求向价值链上游攀升的可能。

　　而对比同样面临升级压力的印度，麦肯锡上海分公司全球董事合伙人潘睿杰(Rajesh Parekh)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全球研发的技术转移，众多跨国制药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这是印度起步阶段所没有的优势。中国的海归外包公司和资金充裕的本土大制药公司都具备领导“升级”的机会。

　　近几年，各地政府建立了许多生命科学园区

　　北京中关村

　　·2000-2004年共投资人民币12亿元(每年约人民币3亿元)

　　·二期人民币70亿元投资正在进行中已经拥有诺和诺德制药公司和8个生物科技国家863项目

　　武汉葛店

　　·自2001年起共投入资金人民币94亿元(约合每年人民币20亿元)

　　·侧重于生物医学研究，还致力于推广光电子能和新材料

　　深圳

　　·总投资人民币7亿元

　　·侧重于生物制药，特别是遗传工程药学

　　无锡惠山

　　·10年内共投资人民币约200亿元(每年约人民币20亿元)

　　·侧重于生物医学，中医以及医疗设备的研究和生产

　　上海张江

　　·总投资约人民币25亿元

　　·侧重于基因研究，化合物筛选和新药开发

　　杭州余杭

　　·5年内共投资人民币约100亿元(每年约人民币20亿元)

　　·分为三个区，分别侧重于生物制药，中药和化学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