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之死

　　吴晓波

　　企业史上有那么一些企业家，他们懵懵懂懂地成了一个时期的标杆人物，而自己却始终没有搞清楚前因后果。如今还在狱中的戴国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2004年2月，他还雄心万丈地在长江边建造他的钢铁基地，一个月后，就突然成了全国宏观调控的第一号惩治对象。

　　这是一个从蒿草丛里长出来的苦孩子，他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一个叫渎南村的小村庄里，12岁那年，因家里实在太穷，只好辍学去谋生活，第一份工作就是捡废铜烂铁。他在商业上似乎有特别的天赋，在稍稍积攒了一点钱后，他就去买了一台压块的机器，将收来的碎铁压成铁块，可以卖出更高的价钱。1996年，戴国芳注册成立江苏铁本铸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铁本”之意，以铁起家，不离本业。到2000年前后，铁本的厂区面积扩大到了18公顷，拥有1000多名工人，在当年度的《新财富》“中国400富人榜”上，他名列第376位，估算身家为2.2亿元。

　　2001年之后，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钢铁价格普遍持续上涨，几乎到了“一天一价”的地步。铁本厂的门口，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卡车每天排成长龙，等候提货，这样的景象天天出现。按戴国芳的估算，中国的这股钢铁热起码还可以延续5到6年，他决定新建一个更大的钢铁厂。

　　铁本的新建计划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热烈支持。常州与苏州、无锡并称“苏锡常”，但大型企业却是一条短腿，谁都知道，钢铁是一个大投入、大产出的产业，铁本的梦想一下子变成了常州的梦想。在常州的很多官员看来，戴国芳是一个值得信托的人。他面庞削瘦，寡言，平生没有任何爱好，只是整天窝在工厂里，和技术人员厮混切磋。他是当地出了名的“五不老板”，不坐高级轿车，不进娱乐场所，不大吃大喝，不赌博，甚至不住高级宾馆，平日生活十分俭朴，家中所有积蓄都投到了工厂里，父亲和继母一直在乡下种菜为农。他的一家，住在钢铁厂里一栋很是简陋的小房子里，房屋的一面墙被大卡车撞了一个口子，他也没有在意。他常年开的车子是一辆抵债来的桑塔纳2000，即便是成了富人榜上的亿万富翁，也不改节俭本色。

　　在一开始，戴国芳的设想并没有如后来那样的宏大。他提出的规划是建一个比现有产能大一倍多一点的新厂，然而，在官方人士的热情推动下，铁本项目一改再改，日渐膨胀，在短短的6个月里，项目规模从一开始的200多万吨级，最后被定在840万吨，规模占地从2000亩攀升到9379亩，工程概算为天文数字般的106亿元。

　　在那个时候，铁本的固定资产为12亿元，净资产6.7亿元。以这样的资本规模要启动一个超百亿元的项目，无疑是“小马拉大车”。戴国芳对属下说，“地方上这么支持，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机遇？”也正是确认了政府支持的讯息后，当地银行对铁本大胆放贷，它一下子获得了43.99亿元的银行授信。

　　一家民营企业要启动一个投资上百亿元、占地近万亩的钢铁项目，是很难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的。

中国经济改革，向来有“闯关”的传统，所谓“看见绿灯快快行，看见红灯绕开行”，很多改革便是在这种闯关中得以成功实施，在日后流传为美谈，也有不少在这过程中黯然落马，成为违法的典范。这种改革发展与制度设计的落差，成为贯穿中国企业史的一个灰色现象。常州人在铁本项目上，也尝试了“闯关”，铁本的840万吨项目被拆分成7个子项目和1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铁本相应成立了7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资公司”，在建设用地的权证审批上，用地被“化整为零”，切分成14个土地报批申请。项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在一天内，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戴国芳日后在看守所里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当时的所有手续都是政府去搞的，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当政府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

　　跟几乎所有的领域一样，民营钢铁企业一直有成本上的优势，民企炼铁成本比国企要低60-90元/吨，炼钢成本低60-150元/吨，成品低100-300元/吨。因而，戴国芳说，“就像家里造房子一样，你去买一套现成的房子，它贵得很，我们自己去买材料做，它就能便宜50%吧。我们搞一个高炉只要3个多亿元，而人家要7个亿，乃至8个亿”。为了形成长远的成本优势，戴国芳还与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达成了长期的

铁矿石供应协议，比市场价格便宜很多。

　　2003年底，宏观投资过热渐成决策层的共识。1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盲目投资若干规定的通知》，要求各地运用多种手段，迅速遏制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就这样，戴国芳和他的铁本，被卷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惊涛骇浪。

　　处在事件漩涡中的戴国芳一直不清楚，事情怎么会变得越来越糟糕，那些日子他整天在工地上奔波，根据他的预算，到5月底，钢厂的第一个高炉就可建成，马上可以投入生产，到那时“生米就煮成熟饭”，他对手下人说，“这么大的项目，建成就建成了，最多是罚款，不可能拆掉。”然而，事态远比他想象中的要严重得多。面对声势浩大的调查，从来没有应付过大场面的戴国芳方寸大乱。他和他的谋士们“天真”地认为，铁本的问题也许花钱能够摆平。于是，他向上级呈递了一份“自查报告”，内称，“我公司有虚开发票近2亿元，抵扣税额近2000万元……戴国芳疏于管理应承担相关的责任”。戴国芳将抵扣税款迅速补交至当地的国税局。出乎他预料的是，正是这份自查报告在两年后成了检察院最有力的指控证据。

　　3月20日，遭到巨大压力的常州市组成了铁本项目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紧急下达了停工令。一个由九部委组成的专项检查组赶赴常州，对铁本项目进行全面检查。这是自1991年的柳市事件后，中央九大部委第二次针对一个地方项目进行空前的联手行动。戴国芳被捕，新华社发稿列举了联合调查组认定的铁本五大问题，包括越权审批、违规征地、骗取贷款、违反贷款审批及大量偷税漏税。雷霆万钧之下，铁本终不得苟延。它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

宏观调控运动的牺牲者。在它被严令停工的时候，银行贷款资金的投入已经达到26亿元。

　　最开始的时候，外界认为，铁本项目这么轻易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肯定又是一个官商结合的典范，但随着调查的深入，一直没有迹象显示这其中存在腐败现象。除了钢铁，草根十足的戴国芳好像人情不通、政治不懂。

　　2006年3月下旬，在被羁押两年之后，铁本案在常州市中级法院开庭。检察院的公诉书却让在场的所有媒体都大吃一惊。戴国芳等人被控的罪名为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涉案金额1.6亿元。两年前铁齿铜牙般地认定铁本的“五宗罪”竟无一被指控。

　　很显然，戴国芳陷入了一个始料未及的法律陷阱。他所面对的指控与两年前拘押他的理由完全不同，但却同样可能让他无法自清。

　　在铁本被严处之后的几个月里，全国的钢铁产量似乎得到了短暂的控制，可是从6月份起就逐月加速回升，7月份开始日产水平连创历史纪录，至10月份更是突破日产80万吨，达到80.44万吨。前10个月，全国累计生产钢材2.72亿吨，比去年同期增产24.12%。

　　2005年，产量继续在高速增长的轨道上前行，全国生产钢材3.71亿吨，同比增长又达到24.1%。更有意味的是，在2004年，全国只有两家钢铁厂的钢材产量超过1000万吨，而到2005年则一下子猛增到了8家，其中除了沙钢，均为国有大型企业。从数据的意义上看，铁本的“杀鸡儆猴效应”并没有真正达到。

　　“每一块钢铁里，都隐藏着一个国家兴衰的秘密。”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的传记作者W·克拉斯如是说。铁本和戴国芳的故事也是一样。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