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博：也谈环保与发展中的天平与尺蠖(4)

　　关于水电开发程度

　　此外，作者说：“我国的主流意见还认为，在水电资源富集区，水电总装机容量不宜超过总发电装机容量的1/3，径流式水电装机容量不宜超过水电总装机容量的1/3，否则水电的丰枯矛盾就会非常严重。但在美国西北地区，水电装机容量占到总发电容量的80%，径流式水电占到水电总装机容量的60%以上，丰枯问题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龙头水库正调节功能发挥得不错。”

　　作者的这种说法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众所周知，我国实行全国水电统一规划，西电东送是我们的重要能源战略，怎么可能会有什么“在水电资源富集区，水电总装机容量不宜超过总发电装机容量的1/3，径流式水电装机容量不宜超过水电总装机容量的1/3，否则水电的丰枯矛盾就会非常严重”的主流意见呢？要知道，由于青藏高原的存在，我国的水能资源的分布极不平均，西部11个省、区、市的水能资源总量，占到了我国总资源的88%以上，而东部的京、津、浙、闽、沪、粤等12个经济非常发达的省、区、市的水能资源量还不足全国总量的5%。西部地区发挥水能资源优势、输出水电是我国的基本能源战略。因此，作者所说的那些所谓主流意见，绝对是子虚乌有的谣传。

　　作者说“在美国西北地区，水电装机容量占到总发电容量的80%，径流式水电占到水电总装机容量的60%以上”也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地方。作者可能不知道，我国的湖北省水电装机比重可能已经超过了90%以上，大大高于美国西北地区。而且，这和所谓的正调节、反调节毫无任何关系。不过，正如作者所说的，龙头水库的作用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要弥补我国在龙头水库建设方面的欠缺，所以，经济实力增强以后我国现在的水电开发，才要强调建设高坝、大库。

　　关于“钓鱼工程”

　　作者在分析“‘反调节’盛行的体制原因”的论述中，提出了所谓的钓鱼工程的说法。

　　作者认为：“其实‘反调节’在我国盛行的深层原因恐怕还是体制性的。这就是现行体制下我国各地方当局都想从中央争切‘水电蛋糕’，争投资上项目，追求任内‘政绩’，既无市场经济下的投资者责任，也无‘理性计划’应有的科学精神。于是坝惟求高，库惟求大。我国水电工程在预算上通常都是‘钓鱼工程’，这早已并非秘密。而‘反调节’更成为重要的‘钓鱼’手段。最典型的是著名的葛洲坝工程，这个在宽阔断面上横截长江的浩大工程作为电站单独运行是绝对划不来的。当时上马的主要理由就是它可以作为未来三峡大坝下游的‘反调节水库’。然而那时三峡工程本身的论证还八字没有一撇。三峡若不上，葛洲坝就是一大败笔。主工程是否上马还在未定时就兴建本来应该是后续项目的‘反调节’工程，以‘调节’的既成事实来逼迫主工程上马，这种做法从经济‘计划’的观点看是十分悖理的，然而从政治博弈角度看以这种方式为三峡上马施加压力，却是卓有成效：有了葛洲坝，三峡就骑上虎背，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了。如今三峡工程已竣，争论依旧。”

　　作者的这种说法，几乎完全是来自反坝人士对我国水电开发的污蔑宣传。作者说的“地方当局都想从中央争切‘水电蛋糕’，争投资上项目，追求任内‘政绩’”的现象确实存在过。但是，那是由我国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决定的弊端现象。那时候不光是水电，计划经济条件下所有的国家投资项目，都会有这种争投资的现象存在。至于所谓“钓鱼”的说法，完全是一些人对水电工程的一种污蔑。我国所有的大型水电开发，都必须是严格按照流域规划进行的。这些规划几乎都是早在几十年以前就由国家主管部门经过勘查、设计之后统一确定的。实际施工时，先建设哪一级电站，完全是根据国家的投资、建设能力和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需要决定的，绝不存在什么“钓鱼”的问题。

　　作者想当然的认为“最典型的是著名的葛洲坝工程，这个在宽阔断面上横截长江的浩大工程作为电站单独运行是绝对划不来的”，完全是某些人主观臆造的说法。葛洲坝水电站建成后到三峡建设前的几十年里，葛洲坝送出的电价仅为每度八分钱，极大的降低了华中地区的整体电价，使得当地工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都受益无穷。而且，就是在这样一个电价水平，葛洲坝水电厂每年还要上缴大量的利润，支援国家建设。作者怎么能说葛洲坝“作为电站单独运行是绝对划不来的”呢？

　　作者的“三峡若不上，葛洲坝就是一大败笔”完全不符合事实。即使三峡不上马，葛洲坝的作用、效益也是一般的工程项目难以比拟的。三峡的决策是在葛洲坝水电站建成后很多年，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表决通过三峡的时候，绝没有人曾经强调说过三峡不上就会影响葛洲坝的效益。实际上当年上葛洲坝的原因是，国家极度缺电，需要在长江上先建一个径流式电站解决华中地区用电的急需。因此，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三峡工程钓鱼的问题。作者试想，如果是钓鱼工程，葛洲坝之后三峡的上马还用得着再让人大去激烈争论吗？

　　总之，梯级水电开发是世界公认的最科学的开发方式，不管是美国还是我国的水电开发，大都按照梯级开发进行规划的。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不能按照梯级开发，某些水电站的发电效益可能会比梯级开发有所减小，但是，决不至于出现什么“绝对划不来的”或者说什么“大败笔”的。尤其在当今市场化开发的条件下，恐怕还没有任何一个开发商愿意把投资的风险，建立在其他某一座水电站必须同步建设的前提上的。因此，所谓钓鱼工程，纯属一些人对水电建设的误解。

　　由于篇幅的关系，有关《环保与发展中的天平与尺蠖》文章中提出的其他一些涉及到技术以外的社会制度的问题，我这里就不再具体讨论。我这里只想对作者强调一点，科学和民主是一个国家、民族发展、进步、强大的必然需要。而且，两者缺一不可，不尊重科学的民主，决不会是真正的社会进步。

　　(作者系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