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学军表示，区别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标准，不仅要看金融产品的类型，而且要看有无金融机构等作为中介，凡是无金融机构介入、由投资者自担风险的，才能算作直接融资，如投资者通过金融机构直接购买的股票、基金、债券、信托等产品等；凡是由金融机构介入并承担相应风险的（包括理财、信托产品），都应当属于间接融资。【详细】
我国的融资规模已经很大，直接融资发展却始终不尽人意，在融资结构中所占比重过低，过多依赖于间接融资，成为我们融资中的一个结构性问题。【详细】
于学军表示，2018年上半年出台的“资管新规”和2019年推出的“理财新规”，这对中国的财富管理，对未来银行业的经营、风险控制等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期待这两个“新规”能够顺利推进，如期转型成功；到那时，相信对中国的直接融资发展会有很大的改变。【详细】
谷澍表示，商业银行有必要从改革创新、科技赋能和加强管理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模式，不断提升业务发展与风险控制的匹配能力。一是进一步优化融资结构；二是进一步增强风控能力；三是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四是进一步完善综合服务体系。【详细】
谷澍表示，不断完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促进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共同提升。小微企业从初创、成长到壮大，需要的是全生命周期、全方位的综合金融服务。【详细】
谷澍表示，上半年，在贷款增量上，工行普惠贷款增加1684亿元，增幅35.7%，超额完成全年高于40%的序时进度。在贷款投向上，累计为33万户复工复产小微企业发放贷款5300亿元；为1.9万户小微企业提供“首贷”服务；信用类贷款余额比年初增长95%。【详细】
王江表示，近年来，金融科技呈现出快速发展势头，推动金融业态、产品和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今年疫情的爆发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加速了“线上”数字经济生态发展。后疫情时代，中国银行业要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更好地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蓄经营动能。【详细】
王江认为，实体经济发展是银行盈利的源泉。合理让利促进经济复苏，有利于银行业可持续发展。6月，国常会提出金融业全年让利1.5万亿元。疫情发生以来，银行业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和财务重组等措施，持续加大减费让利力度。【详细】
王江表示，银行业要勇担重任，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银行业是顺周期行业，历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经济衰退期银行若采取“惜贷”策略，会进一步加速经济下行。面对后疫情时期经济衰退的严峻挑战，中国银行业要多措并举，全面支持复工复产，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详细】
刘桂平表示，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及5G网络的规模化应用，数据、算力在爆炸式增长，人工智能算法得到深度应用，人类社会与互联网相伴相生、线上线下持续融合，驱动银行加速数字化转型。【详细】
刘桂平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加剧百年大变局的演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剧烈动荡，世界更加不稳定不确定。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前景向好，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阻力和变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肩负的使命更加艰巨、经营环境更加严峻，必须认清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和弱项，进一步增强危机感、紧迫感，主动把握时代变迁的脉搏，加快推进数字化经营。【详细】
刘桂平表示，银行须从专业专注专营存贷汇核心业务向跨界跨业泛在、多元场景融合的经营模式转换。此外，他还认为，全时空、全维度生态场景成为银行经营的核心，必须围绕打通多维生态场景闭环，重构现代银行业务运营体系。【详细】
刘珺表示，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是加速度的，对金融的作用尤其明显。至少两条脉络能够观察到金融科技的渐进质变过程。【详细】
刘珺表示，金融科技驱动下的经营模式将具有平台化、非网点、轻资产和重数据等特征，能够带来更高的金融效率、更低的金融风险。这要求银行由传统的封闭式内生过程转换为更开放、主动的市场化过程，通过更加专业高效的运作机制和对客户、市场更深更细的了解，以极致客户体验为中心，以线上线下融合为设计原则，重塑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链路，实现业务流程数据化、线上化。【详细】
刘珺指出，银行的技术架构始终应随经营模式、展业方式的变化而变。他表示，在底层，将通过盘点整合客户、业务、渠道、产品等原有的结构化数据、结合客户手机银行浏览日志等非结构化数据，以及政府等机构合作获取的外部高价值数据，形成海量的数据湖，并通过标准化、可扩展的数据治理整合，盘活数据资产，形成企业级数据模型。【详细】
郭新双表示，数字化已经成为银行业新零售转型的重要引擎，商业银行持续深化数字化经营理念，从客户视角出发，重新梳理和定义客户旅程，持续推动敏捷开发、端到端的数字化流程再造，着力构建数字化经营新模式。【详细】
郭新双认为，发展与风险是硬币的两面，随着新零售转型的推进，风险的形态也将越来越多，商业银行要重塑零售风险管理模式，强化全面风险管理，特别是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风险管理能力。【详细】
人工智能AI、区块链Blockchain、云计算Cloud、大数据Data等技术在金融领域广泛应用，推动金融业态变革，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扩大了金融服务覆盖面，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让以往利润贡献度较低、营销和风控成本较高的长尾客群，从“贫矿”变成了“富矿”。【详细】
中信银行副行长郭党怀指出，2012年，央行提出使用人民币要比外汇更为便利的导向。近几年来，随着跨境人民币政策特别是在资本项目的推陈出新，人民币已在跨境支付、境外融资、证券交易等领域实现了较大程度的全球化和便利化。 [详细]
兴业银行行长陶以平表示，商业银行是经营风险的企业，但决不能主动地、刻意地追逐风险，只有那些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协调统一，规模、质量、效益平衡的银行，才有可能成为百年老店。所以银行还是要坚持稳中求进，着力统筹平衡各方面情况，切实做到风险应对走在市场曲线前面。 [详细]
浦发银行董事长郑杨表示，坚持以服务为根本，回归金融作为服务业的本源，守好初心和使命。在大变局下，市场、行业、客户、商业模式都在加速演化，这要求我们秉持工匠精神，坚持服务制胜。特别是面对低利率、低增长的经济金融环境，更加需要持续提升综合化、数字化金融服务能力，以顺应市场变化和客户需求，持续提升服务能级、彰显服务特色。 [详细]
中国光大银行行长刘金表示，业态融合赋能了新的金融生态。一方面，金融业内部加快整合，促进了金融机构的资源集聚和资源共享，降低了运营成本，有助于实现范围经济。尤其是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壮大，最大限度地整合了资金、牌照、网点、科技等线上线下资源，形成更加紧密、稳固、开放、高效的协同体系，在构建财富生态方面形成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详细]
华夏银行董事长李民吉建议，将金融业列为首都核心产业，强化顶层设计，完善配套措施。积极培育新的金融类市场主体。鼓励在京新设各类金融机构，积极争取各类要素市场在北京落地，推动国家各项金融创新政策在北京先行先试。 [详细]
渤海银行董事长李伏安表示，银行要回归本源，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微观的层面，可以说就是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深度分析挖掘客户的全方位需求，解决客户需求的痛点，提升客户服务的体验，持续建立健全客户全旅程、全生命周期、全产品谱系，构建“渠道拓客、产品获客、创新活客、服务稳客、体验黏客”的良性迭代循环机制。 [详细]
江苏苏宁银行董事长黄金老表示，金融机构推动科技创新的目标应该更为高远，那就是使金融服务变得更简单，对用户来说是获得更加方便易行的金融服务，对金融机构及从业者来说则是更低的展业成本以及更为简单易学的流程与操作。 [详细]
微众银行行长李南青认为，疫情影响的长期化、复杂化，以及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将对银行业的风控能力、资产质量形成长期且持续性的挑战；与此同时，在“稳企业、保就业”政策导向下，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将加速消耗城商行、民营银行等中小商业银行的资本，因此，城商行、民营银行将长期面临补充资本与资产质量的双重考验。 [详细]
中原银行董事长窦荣兴表示，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依靠利差赚取利润的传统银行发展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未来市场发展要求。数字化转型的试水成效，让银行在经营管理、业务营销等方面均感受到新技术带来的突破与希望，数字资产有望成为银行的新价值核心，而平台模式、生态化发展、去中介化、跨界竞争等数字商业特征也为商业银行勾勒第二曲线提供了方向指引，商业模式重塑成为大概率事件。 [详细]
广州银行行长蔡建表示，变局中往往孕育着新的机遇，新发展格局是新时代中小银行最大的发展机遇。此外，他还表示，内需将成为我国经济行稳致远的主要引擎，这将为以国内金融服务为主的中小银行提供可预期的良好战略转型环境。 [详细]
广州农商银行行长易雪飞表示，完全没必要纠结于银行业是否会成为“消失的恐龙”，只需要紧跟时代步伐、找准市场痛点、负起社会责任、把银行业自己的事情办好，心中有梦，眼里有光，脚下有路，未来就有希望。 [详细]
恒生银行（中国）副董事长兼行长宋跃升表示，通过对影子银行和资金空转的整治，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结合愈加紧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为金融提供生存土壤。银行业要在变局中凸显使命。 [详细]
大华银行（中国）行长兼首席执行官符懋赞表示，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障血脉畅通，稳定地供应机体，从而持续有效地满足企业和个人消费者不同需求。外资银行作为中国庞大金融业重要的成员，与国际市场接轨，并且在特定业务领域具有相对优势． 因此，其定位是主要注重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服务客户跨境的金融需求，帮助客户拓宽多元化的资金渠道，降低资金成本，为其提供有效的金融解决方案，支持其运营及规避风险。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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