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亚马逊等纷纷跟进!美国最低时薪15美元时代来了?

　　自2018年11月1日起，亚马逊上调所有美国员工的最低工资至每小时15美元；

　　2019年4月3日，谷歌公司宣布，公司将要求其在美国的合同工亦能获得全面的医疗保险，15美元的最低时薪标准以及12周的育儿假；

　　2019年5月13日，美国社交网络公司脸书（Facebook）表示，将提高所有美国合同工的最低工资，以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脸书公司在旧金山湾区、纽约和华盛顿特区将合同工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20美元，在西雅图提高到每小时18美元。

　　2019年，以77岁高龄再次宣布参选美国总统的伯尼·桑德斯仍然主打“劫富济贫”的竞选口号，主张为美国贫穷和中等收入家庭增加收入，包括将最低时薪提高到15美元、美国大学教育免学费等。

　　美国最低时薪15美元时代来了？可能并不简单……

　　文：魏欣

　　在6月5日召开的沃尔玛股东大会上，一位女性股东把原本属于她的3分钟发言时间让给了佛蒙特州民主党籍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以便使他有机会公开呼吁这家全美最大的雇主推行每小时15美元最低工资标准。

　　在简短的发言中，桑德斯控诉了沃尔玛支付给CEO超过2000万美元年薪和花费200亿美元回购股票，却只愿意支付普通员工近乎饥饿线的工资水准，即每小时11美元。他建议股东大会立即通过决议，提升公司150万雇员的最低工资标准以改善员工福利。

　　这次行动获得了大量沃尔玛雇员在场外的支持，并有助于他的2020年总统竞选计划。与此同时，民主党籍纽约州新晋国会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也回到她当选之前就职的酒吧。以酒吧女招待的身份呼吁选民向共和党施压，以通过全国性的每小时15美元最低工资标准。

　　这并不是桑德斯第一次用这种向大公司直接施加压力的方式要求他们改善劳工待遇。2018年10月，他批评亚马逊支付员工的工资过低，迫使他们不得不依靠联邦政府提供的粮食券、福利住房和医疗白卡来维持生活。这种情况实质上导致政府对私营企业的人力成本补贴，有利于公司管理层和股东，对纳税人和雇员不公平。

　　由于持续的政治压力，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宣布对他们超25万名全职员工和10万名季节性临时工提高其最低工资标准，从每小时7.25美元升至15美元。在目前国会无法就最低工资标准形成全国性共识的情况下，他的这种行动被很多民主党选民和底层劳工认为是英雄般的壮举。但是这些大公司的回应往往是希望议员能够通过立法的方式提升最低工资，因为他们对股东承担有信托责任。在法律和市场许可的范围内，最大可能的降低用工成本来提升股东回报就是履行这种责任的要求。

　　由于民主、共和两党在最低工资标准上的认识差距，目前国会还无法修改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各州标准也严格依照党派划线。最低工资标准的立法依据来源于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当时为了带领美国走出大萧条，1933年罗斯福总统在《全国工业复兴法》中加入了最低工资标准的条款。

　　目前每小时7.25美元的全国性标准是2007年由小布什总统批准，于2009年开始实施的。由于物价的上涨，这样的标准在一些州就显得不合时宜。在东西两岸民主党执政的州，比如麻州、加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州内的15美元最低标准已经计划实施。这不但因为东西两岸的生活成本较高，也因为这些州的选民思想比较左倾。但是在中部共和党执政的州，这项标准就没有计划调整，而且那些州的议员也普遍反对调整这项标准的法案。

　　提升员工待遇本身是好事，但是通过提升最低工资标准真的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吗？

　　在一部分经典主义经济学家和共和党议员看来，市场有充分的自我调节能力。供需双方的博弈会自然达到价格平衡，即同时达到最大化就业和最优化工资水准的目的。任何对市场不必要的限制性规定都会扭曲价格信号，降低社会效率和缩减就业。所以共和党在历史上倾向于不设立最低工资标准，或者把它保持在一个足够低的程度上。这也是为什么《全国工业复兴法》在1935年就遭受挑战，并被最高法院宣布违宪。1936年，在罗斯福总统获得压倒性的连任之后，这项法案才重新通过了违宪审查。

　　在现实当中，确实也可以观察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对就业的损害作用。当高于供需平衡线的最低工资标准被实施之后，原本昂贵的自动化技术就会显得具有吸引力。利润较高的企业会考虑采用自动化技术来替代人工，而利润不足的企业会考虑关门大吉。不论哪一种选择都会不可避免的损害就业。这种现象在中小企业和餐饮企业中体现得特别明显，因为这些企业的利润本来就非常微薄。一部分店主会犹豫是否还需要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继续经营，那么这些员工原本微薄的收入也会受到波及。

　　但完全放弃最低工资标准是否又有利于就业，或者对雇员足够公平呢？

　　在另一部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民主党议员看来，由于企业的垄断行为，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受到了损害。劳动力的供需双方无法通过正常的博弈行为使价格达到自然平衡。如果缺乏对价格的限制性规定，需求方可以利用其对市场的主导地位，对供给方形成长期压制。在这种情况下，提升最低工资标准不但不会对就业形成损害，反而有助于把价格恢复到供需平衡水准。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帮助到社会弱势群体且能实现公平正义。在近几年的媒体报道中，也出现了过低的最低工资标准所造成的不公平现象。比如2018年年初《纽约时报》揭露出迪士尼位于加州的员工由于收入过低，甚至无力承担房租，只好长期住在自己的车里。白天他们带给游人快乐，但是晚上则独自忍受孤独。

　　目前两党在国会形成的僵持局面不但反映了他们在治国理念上的分歧，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反映了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巨大差异。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有可能会直接危及部分中小企业的生存，不提升又无法阻止大企业对普通劳工的过度压榨。如果针对不同企业设定不同的标准，则不利于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而且还增加了法律成本和操作的复杂程度。

　　其实亚马逊、迪士尼、沃尔玛之所以可以长期压制工资上涨，凭借的无外乎是他们的垄断地位。短期内，向特定企业直接施加压力是必要的。在适度提升最低工资标准的同时，更重要的还是要破除垄断，削弱企业对市场的绑架，恢复其正常的定价功能。只有这样，才可能让劳资双方都满意，也让美国经济能够长期健康的发展下去。

　　（专栏作家，曾在美国供职于大型共同基金管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