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行红色保险，矢志革命报国——记建功于多家红色保险机构的孙文敏

原标题：笃行红色保险，矢志革命报国——记建功于多家红色保险机构的孙文敏 来源：金融界

□林振荣

在太平保险红色记忆里，孙文敏无疑是一个发挥过重要传承作用的人物。他的非凡经历烙上了神圣的红色印记：中共地下党人创办的两家红色股份制保险公司：大安与民安，他都先后履职服务过，而这两家渊源不同的红色堡垒，万涓归海，最后汇入太平保险大海。孙文敏还是接管中国保险公司的军代表，后受命赴香港出任民安保险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中国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公司驻港稽核，让中国保险事业在最艰难岁月里火种得以延续。他的毕生奉献为太平保险品牌注入了红色基因，打上了鲜红的文化底色，丰厚了红色央企传统教育的内涵。

孙文敏

初心故事：接受革命启蒙，争做开路先锋

孙文敏1918年6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吴县，父亲是小职员，经常失业，家庭经济拮据。1925年，孙文敏进上海湖州旅沪公学上小学。1931年，孙文敏考入上海市北中学，在苦难环境里逐步成长的孙文敏，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1932年，孙文敏在上海英商保裕保险公司做练习生，补贴家用。1935年从上海职业补习学校毕业，即加盟保裕保险公司，从学做办事员起步，开启了毕生的保险职业生涯。保裕保险是颇具影响力的英商保险公司，1880年（光绪六年）创立于伦敦，经营水险、火险、汽车险等业务，1915年来上海创建分公司，设址于南京路外滩标志性建筑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在天津、青岛、济南、辽宁、汉口、重庆、南京等地设代理处。在沪上保裕属实力雄厚的外资保险机构，其总经理F.R.Barry，兼任了洋商火险公会主席。在保裕的岁月里，孙文敏与包玉刚、诸懋益、李福增、刘文彪、席乃杰、山文元等几个青年同事，志同道合，关系比较亲密，白天工作，晚上补习文化，进步神速。热血青年虽服务于外商，但深怀赤忱爱国心，投身社会进步事业，报名参加“保联”，积极参与劝募、战地慰劳、支援前线将士、救济难胞以及抗日宣传等活动。孙在保裕保险公司里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推动同事献金，捐款者名单在《救亡日报》公布，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这一时期，他还短时间兼职过四明保险公司业务。

“保联”的过命革命情谊让他与红色保险公司结缘：1941年10月19日，中共地下党员谢寿天邀集郭雨东、陈巳生、关可贵、董国清等保联核心成员，志同道合的战友作为发起人筹募股金，筹创大安保险公司，孙文敏是积极的参与者，并成为大安保险面向全国开疆拓土的骨干成员。

《华商大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火险简章》。

大安保险公司是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直接支持下秘密创办起来的。对怀抱着救国理念的青年人而言，在这样的革命熔炉里，追随信仰接受考验并加入党组织是顺理成章的事。大安公司虽规模不大（职员不满30人），行业影响力有限，但在上海保险业职工运动史上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高中级职员中，有中共地下党员8人：常务董事谢寿天、陈巳生，总经理郭雨东，襄理蒋学杰（谢寿天的夫人），会计主任赵帛、蔡同华，庶务主任吴福荣，妇女主任施月珍，广州分公司经理石志昂，连同孙文敏，都为秘密党员，他们虽没有编在同一个支部，也没有横向联系，互不知情，但在执行党的决议时却是步调一致的。他们以大安保险公司职业掩护革命活动，发动组织保险业界群众联谊，借以传播进步思想，散播革命种子。1938年7月创建的“保联”，其理事长、常务理事及组织、出版、图书、文娱、福利等部负责人，后来都成为中共党员，大安保险公司襄助“保联”开展各项文体活动，事实上承担了保险业地下党主阵地的职能作用。

孙文敏的协调管理能力出众，足以独当一面，于是被大安保险公司派往天津，在法界六号路111号组建天津分公司，担任经理，开拓新领域新局面。

一年后孙文敏接受新丰保险公司的聘用回到南方——这家由新华银行注资创办的保险公司，在原银行保险部基础上改组扩建，银保合作，多元化经营，颇具影响力，实收资本金法币50万元，总公司设上海，参加“久联分保集团”。其董事长冯耿光，董事有孙瑞璜、朱如堂、朱博泉、徐拯东、项叔翔、吴申伯、刘聰强等，总经理张明昕和副总经理诸懋益、潘垂统，都很器重孙文敏，擢升为新丰保险公司襄理一职，1944年即派他前往南京筹创分公司，出任经理，1945年后又委以重任前赴重庆总经理拓展大后方市场。因抗战胜利后，中国经济中心由大西南地区向东南沿海城市转移，1946年夏，孙文敏从大后方返沪。

新丰产物保险公司五周纪念，全体同仁合影于民国1947年8月（前排左5张明昕，左4潘垂统，左3孙文敏，左6诸懋益，后排左4吴越，左3蒋德荣）。

“保联”熔炉：厚植爱国情怀，情系群谊文化

在“保联”大家庭里，孙文敏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是充当“保联”文娱活动先锋，凸显出保险职员不同凡响的文艺范与体育范。孙文敏起初是保联文体骨干，后期成为领导成员（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孙担任了“保联”党团委员）。他会拉胡琴，多才多艺，是歌咏组，话剧组，平剧组的活跃分子，圆圆的脸上，总是挂着憨厚的笑容，脾气特好，从不与人起争执，而且乐于助人。他以饱满的激情、昂扬的斗志，投身到“保联”群谊中去，并显露出过人的宣传策划能力和组织才干，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你能从有关保联的回忆录里，看到他热情奔波的身影，真正领会火红年代“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那句歌词的丰富涵义。他与其他革命同伴参加歌咏组，学唱《义勇军进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等歌曲，共同唱响了保险业界群众抗日救国的主旋律。

1945年保联积极分子在法租界某中学球场练排球合影（后排左四孙文敏、左五沈润璋）。

“保联”体育部1940年举办“保联”杯小型足球联赛和1941年举办“詠骐杯”小型足球联赛时，孙文敏服务的英商保裕保险公司华员小足球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两届小型足球联赛都拿了冠军。这两次业界球赛场地是借成都路光夏中学球场，均有10多支球队参加，比赛场面火爆，让这些白天在租界坐办公室的热血青年，在假日休息时刻于绿茵场一展雄姿，锻炼了意志，振奋了精神，冲淡了大片国土沦陷时弥漫在保险职员中间的那种消沉情绪和颓废思想。有时与租界洋人玩足球，大家也能抱团同心协力，与日寇的家仇国恨在心中汹涌，鼓舞起年轻人的抗争斗志。

保联体育部举行游泳活动合影（前排右一孙文敏、右二沈润璋；中排右一吴越）。

“保联”话剧组是最具人气、宣传最活跃的外联窗口。1938年秋，党员程振魁负责组建话剧组时，成员只有20多个帅哥靓女，经过几次成功演出，逐渐扩充到80多人，不仅发挥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而且还实训培养了一大批进步青年。话剧组骨干有孙文敏、徐天碧、吴振年（吴镇）、谈峥声、刘文彪、蔡同华、洪汶、陈绍征、沈润璋、吴越、朱元仁、刘凤珠、周繁俐（周础）、陆瑛、王亦洲、徐慧英（徐达）、蒋德荣、董国怀等，都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大伙利用工作之余时间排练，成功组织了三次公演。

首次公演于1938年12月25日，在西藏路宁波旅沪同乡会演出独幕剧《锁着的箱子》。第二次公演在1939年2月21日（农历新年），假座四川路青年会大礼堂，举行新春同乐会，演出《春回来了》、《征婚》、《二楼上》等三个独幕剧。第三次是1939年7月24日至30日，参演由上海地下党发动的上海市业余话剧界慈善公演。报名参演的有“保联”、“银联”、“华联”、“益友社”及“职业妇女俱乐部”等共11家剧团，演出地点在八仙桥黄金大戏院（现在的大众剧场）。戏票由各社团分摊推销。这次联合慈善公演，是“孤岛”时期一次大规模戏剧活动。“保联”话剧组公演日期被安排在28日夜场，参演的剧目是沈宥（阿英，即钱杏村）创作的三幕剧《群莺乱飞》。内容反映一个大家庭因内部腐朽与矛盾，以致出卖了城东北一块祖传的土地，影射蒋介石国民党出卖东三省的现实。演出时因阿英已暴露，为避开当局检查，临时将该剧改名为《日出之前》，剧作者也改为“沈宥”，导演是上海剧艺社的陈鲁思。他在排练中认真负责，严格要求，深深鼓舞了大家。参演的演职员有：孙文敏、周繁琍、程振魁、谈峥声、白砥民、许铨、江凤、金娇丽、梅兮、周钦明等。主演原本有吴振年，而且已排练数次，后因地下党派遣他远赴苏北新四军，只能临时向别的剧团借调白砥民顶替。舞台监督是金鑫，后台主任施哲明，从剧务、灯光、化装、道具、服装、效果到提示均有专人负责。这次演出影响力空前，仅“保联”售票所得就有1400多元，除费用开支外，全数由公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胡詠骐通过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刘少文转交给新四军。

孙文敏参加“保联”话剧组《日出之前》公演（编入《上海业余话剧界慈善公演纪念册》）。

“保联”话剧组《日出之前》公演剧照。

1939年秋，话剧组还赴胶州路“集中营”，为坚守“四行”仓库英勇抗敌的“八百勇士”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这对于所有人不啻是一次爱国教育。以后又陆续在卡尔登剧院（现长江剧场），演出根据法国莫里哀名著《吝啬鬼》改编的《生财有道》三幕剧，还演出过《沉渊》、《湖上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话剧组先后单独或联合演出近40次。通过演出活动，宣传抗日救国，团结教育了保险业广大职工群众，培养了革命骨干。

由于日伪对“孤岛”的控制趋紧，形势渐趋恶化。从1940年秋开始，“保联”逐渐收缩，“保联”话剧组的演出转向较少涉及政治内容的平剧（即京剧）。但在1941年也偶尔演出过独幕剧《路》和《离婚》，其中在《路》剧演出中，孙文敏饰演的老父亲孙直，与周繁琍饰演的女儿小俐子，以及程振魁饰演的舅舅铭志，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保联”的文娱体育活动陷于停顿。

反内战促和平，以联谊活动团结群众

抗战胜利后，从大后方复员迁沪的官僚资本和私营公司纷纷在沪设置新机构。在此情况下，保险业职员的流动较大。1946年，国民党在上海加紧其法西斯独裁统治，上海市社会局为掌控职工运动，勒令已成立的社会群众团体必须重新登记。在“保联”申请登记时，强令改名“进修会”。保险界的国民党政客罗北辰伺机篡夺了“进修会”理事长职务，打压群众联谊活动，“保联”各部门的活动受到阻碍，举步维艰。

1946年夏，为了守住“保联”阵地，根据变化的新情况，党组织考虑到传统平剧曲目能淡化政治色彩，容易通过审查，且有一定群众基础，因此决定强化“保联平委会”工作，改由刚从重庆回沪的孙文敏负责，主任委员仍由钱本立兼代。参加者有汪平治、魏承辉、蒋德荣、吴尚礼、钟永衍、施信昌、黄佩卿、张克璜、赵荣江等30余人，当时仍聘请吴继兰为旦角教师，朱锦亮为琴师。“平委会”在宁波同乡会与另一票房共同演出，这是抗战胜利后“保联”的第一场演出。演出全本《群英会》及《宇宙锋》，全部戏码费用均由“平委会”自行解决。

鉴于平剧演出乐班戏装花费较巨，首先需要争取上层人士的鼎助保护。经孙文敏之力邀，当时由重庆来沪的中兴保险公司总经理谈峻声，愿意出任“平委会”名誉主任，愿意资助，也愿意挑头排忧解难。谈峻声颇有来头靠山，谈的夫人是国民党一位师长的千金，亦爱好平剧。罗北辰在重庆时就与谈有往来，知道底细，故不敢轻言封杀，这样“保联”平委会组织的演出活动得以顺利开展。

庆祝过福云保险从业60周年纪念特刊。

1948年9月18日，为庆祝保险界元老、时任中国保险公司总经理的过福云先生七十晋八寿辰暨从事保险事业六十周年，“全国保险公会联合会”、“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及“上海市保险界同仁进修会”三团体联合发起筹组祝寿活动，假座宁波同乡会礼堂举行隆重纪念典礼。莅会的有保险界大咖宋汉章、丁雪农、王伯衡、孙广志、相寿祖、刘聪强等及各公司同人达700余人。经筹备庆典三团体议定凡致送礼物者均改折现金，充作“过福云子女教育基金”之用，并规定当日参加庆典的入场券每张为金元券四元，也充作教育基金。典礼之压轴戏，是由“保联”平剧社社员义演平剧，魏承辉、过杰庆、蒋德荣合演《武家坡》、中国保险公司马崇尧与张慧英合演《坐宫》、汪平治、吴尚礼合演《春秋配》、太平洋保险公司王慕蝶演出《穆柯寨》、中信局产险处周志斌演出《水淹七军》。以上经典折子戏都是由孙文敏统筹串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