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有意思|曾经联想∙周浩强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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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丹青语堂

　　三个研发系统的同事向我推荐的周浩强。

　　“他是做主板的专家，”陈文晖说，“早期在QDI，那真是一把好手”。“大约是四年前离开联想的，他去了立讯，就是王来春那家公司，他一定是有故事的，人也健谈，中英文俱佳，不那么内向。”“国际化以后，需要这样的专门人才，特意把他挖到了全球台式研发，”王化冰说，“他深圳、北京、罗利三地跑，除了日本研发都管过，干了很长时间”。最终是袁康帮我跟周浩强打了招呼，他表示可以聊一聊，但主要聊工作、不谈生活。

　　我是先被“王来春”这个名字吸引了，这位低调的女企业家，是富士康第一代女工，十年打工、自主创业，进入苹果供应链，为iPhone、Apple Watch、AirPod、AirPower提供代工，还成为了老东家富士康的合作伙伴。2022年，立讯精密还通过股权收购的方式，成为奇瑞控股第三大股东，开始从事新能源汽车ODM整车研发及制造。这位中国最杰出的商界女性之一，她身价百亿不足为奇，奇的是一没学历二没资源三没根基的打工妹，成为全面涉足消费电子、汽车、通信、工业、医疗等业务的科技新贵。

　　我想着联系到周浩强，先听他讲讲联想外的商界传奇，结果加了微信，一个半月也没聊上，感觉周浩强完全不是同事们介绍的赋闲状态。

　　好在联想人都靠谱儿，有微信必回、回晚了必说抱歉。在我的坚持下，某一天他居然主动发过来与联想相关的20年时间线：

　　2000年加入联想QDI 主板工程师

　　2003年随着QDI业务卖给记忆科技转入记忆科技

　　2008年加入联想商用台式电脑研发中心负责平台开发

　　2009年台式电脑研发中心负责系统工程

　　2010年台式电脑研发中心负责R-MODLE产品开发、产品工程化和产品创新管理

　　2011年晋升为主任工程师

　　2012年负责高端台式电脑及工作站产品开发

　　2014年晋升为首席工程师

　　2016年全球台式电脑及工作站研发中心负责人

　　2018年全球显示器及外设产品研发中心负责人

　　2020年离开联想

　　最后还有一句补充说明，“大概是这样，时间也许有出入，实际比这个多。”我称赞他真细致，他说“联想几乎每年都有调整，这还少写了。”我说，“期待您的精彩分享”，他说“研发的人哪来什么精彩故事”。

　　那一周依然没有聊上，他去香港了，回来后他主动提了一个视频的时间，“明天早上9：30？”

　　第二天，我准时打开摄像头，初次见到这位“老专家”同事的真容，场景让我颇为震惊，阳光耀眼、碧海蓝天、暴晴的深圳湾步道上，穿着大背心、大短裤和凉鞋的周浩强热情地告诉我“对面就是香港。”

　　他解释道，“好久不锻炼了，咱们就这样聊吧，我边走边聊，14：00前我都可以，之后要见个朋友。”

　　我满意有这么长的时段，又惊诧于这形式未免过于耗能。“我经常这样，快走已经十几、二十年了，我能这么逛一天的城中村，经常一走就是6小时。走的过程中能独立思考。”

　　我的另一个惊诧是他几乎是满头白发，不是74年生人吗？“我少白头。”他边走边说，镜头那边的画面抖动着，我像是在看直播。

　　故事从立讯讲起。“2020年离开联想，我加入立讯，大姐想让我做一些新业务的探索工作。我没做好，真的没做好。我是想在立讯的平台上做点儿事的。”

　　“大姐”是他对王来春总的称呼，透着敬重。我想听他讲多一点立讯和王来春，他说了一些，但并不比我能在网上搜到的信息更多，“大姐很有魅力。我和她近距离相处了三年，工作效率、学习能力真的让人叹为观止。”

　　“有一次我们听一位博士总经理介绍时，我都没听懂，大姐却能够指出有个细节讲得不对，她的问法是‘这里是不是不对？’她真的懂所有的细节，这是她的底层能力。立讯在全世界有三四十个园区，苏州、昆山、合肥、越南、墨西哥等等，即便很久没有去过，她见到当地的主管，也能够直接沟通细节、全部都是细节。”

　　“曾经某个合作方的一个项目试图放弃和立讯合作，但是很快就又找了过来，因为立讯的技术能力和服务就是最好的。”

　　短短几段信息，我看到了千亿巨头传奇的背后，是中国制造业的战略前瞻、极致精益。

　　“我刚过了消沉期，2023年离开立讯确实是业务真的没有做好。”

　　“我不会给自己找理由，没做好就是没做好。我没有组建好团队，方向选择也有问题，总想重复别人的道路。但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团队能力，不可能重复别人的成功。”

　　在深圳，周浩强看到许多中国消费电子品牌里的新贵，不少智能硬件品牌，在智能充电、智能家居、智能安防、智能语音、智能车载等领域的研发和设计都有不俗的表现，有不少专利，出海的业务也做得很好。

　　“技术储备固然重要，顺势而为有时候会更重要，你记得要发布iPhone12时，有传闻说不再送充电头了，一个深圳供应商马上就投入做小型快充，与苹果同步发布。”

　　“中国智造就是这样，所有东西都需要有一个契机，所有东西都值得重做一遍。平庸时，你要慢慢地、有耐心，确定一个你认为的机会。”

　　我很爱听周浩强讲话，确实专业、有料兼有趣，只是他边走边讲，信号不是特别好，以及说快了我听着吃力的口音。“您是哪里人呀？”

　　“我是深圳人。”他很骄傲地说。

　　周浩强祖籍广东，父亲是位军人，很早就在深圳负责香港的供水工程。1984年，周浩强就和母亲从农村到了深圳，那时他上小学四年级。

　　“我本科是西安电子科大，和柳总同校、还同一个系，都是二系，做电子工程，柳总是雷达专业，我是自动化。研究生到了深圳大学，嗯，和马化腾是校友了，通讯与信息工程。”

　　“别聊生活了，我除了上班没什么爱好。现在就是赋闲的状态，开公司的朋友多，各种帮忙打杂。我是非典型的联想研发，前半段都是做最底层的硬件。去年经历了母亲从生病到去世，工作也确实没取得理想的成效，我就离开了立讯。我没有刻意再找工作，先看看书、学习学习。”

　　持续高强度工作了23年，又值丁忧，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缓释，他说“我觉得和你聊聊也挺好，我就没有回顾过。”

　　他回顾起2000年毕业就加盟了QDI。

　　QDI是联想早年间的一个事业部，主要负责主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曾经是中国内地最大的主板供应商之一，销量最高时一度是全球前五的主板厂商，曾经在西班牙、德国等几个国家销量排到前三。

　　“我刚去的时候，把联想称作北联，原来的联想集团分为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

　　周浩强入职的2000年，联想发生了件大事，分拆，联想系的大旗交给了杨元庆，神州系的大旗交给了郭为。联想科技、联想系统集成和联想网络公司从原联想集团剥离出来，组成了神州数码。而杨元庆带领的联想品牌则开始了一路狂飚，2021年中国大陆的PC市场出货量为5700万台，其中联想的市场份额高达到了39.9%，台式机和笔记本的出货量均为第一。

　　联想电脑业务在产业腾飞中领跑，QDI主板业务也处于高速发展期，推出了多款具有创新技术的产品，例如采用了Intel i815EP芯片组的SX2EP主板，还有免跳线自动识别CPU技术的SpeedEasy，以及可以自定义开机画面的LogoEasy功能，是那个年头儿不多见的、能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国产高科技部件。

　　当时电脑的DIY（Do It Yourself，自己动手做）是一块很大的市场，大家都在攒机器，中关村在攒，华强北也在攒。“对发烧友来讲，DIY价格更省、性能更好，价格差还是非常大的，而且自己动手更有成就感。”

　　“台式电脑嘛，就是一个机箱包块儿主板，还有显卡，配上电源、内存、散热……”

　　专家说得简单，台式电脑还有CPU、内存、硬盘、风扇、显示器、键盘、鼠标……然而主板，又叫主机板、中心电路板，确实是计算机系统中最重要的组件，它为计算机内的所有其他硬件组件，CPU、内存、硬盘、显卡等提供了一个平台，将它们连接在一起、为它们供电，主板上的电路设计协调不同硬件组件之间进行数据交换和通信。主板上通常还会有多个扩展插槽，用于安装独立显卡、网络卡等额外的硬件。

　　主板的设计和质量直接影响到整个计算机系统的性能，以及是否稳定、可靠，是否可以扩展、升级。

　　“虽然当时我们是联想下面的一个事业部，但QDI一直是把联想当客户的，内部客户也是客户。”

　　随着国内品牌机市场的快速发展，DIY的市场掉得厉害，QDI后来的消费业务就被砍掉了，主攻大客户，当然最主要的客户就是联想，后来方正、同方、长城、TCL这些国内企业也成了QDI的客户。

　　基于战略考虑和市场变化，QDI在2003年被卖给了记忆科技，“我就这样也跟业务被卖了出去，负责硬件设计团队。”

　　记忆科技是一家主业做内存和存储的公司，是业内响当当的存在。就是在记忆期间，周浩强在技术上声誉渐起。

　　“那时我经常跑北京联想，既谈业务，也做技术支持。整机厂商的研发主要是做系统，他们很好学，什么细节都想了解，但又没有足够资源和精力触达这么底层的设计细节。这方面我倒是有些信息差的优势。”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台系厂商对联想是有保留的，而我是毫无保留的，我所了解的技术细节对北联的同事是毫无保留的。

　　而且，我那时不管你用的是谁家的主板，即便不是QDI的，不论你是精英的还是微星的，出了问题找到我，我都会全心全意地去解决，从不会拒绝。”

　　“曾经有一次，刚国际化的时候，富士康有一批主板出现了问题，1000片中里总有那么一片两片开机无显，搞了很长时间都无解。我那个时候还在记忆科技，（王）化冰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要不要来现场看看。

　　我过去，拿着别家设计的原理图看了半天，然后去找富士康的设计，我问他们这几个电容为什么不加上去？大概有五六个小米粒大小的东西，加起来不到个指甲盖大小。他很坚决地回复我‘不需要这个，我们测过没问题’。

　　后来我就做了一个逆向测试，把这个故障抓了出来，但他们还是不肯改。后来还是化冰给那个团队的老板打了电话，甲方说必须按我的意见改做四五千片，这四五千片经过了反复测试，果然就再没有问题了。

　　所以，不管是原来联想的人还是业务上有合作的，都比较认我这几点，我在技术上沟通比较直接，技术分享没有保留。”

　　2007年，记忆主动放弃了主板的业务，周浩强分析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做主板比做内存可是要费劲儿多了。”

　　“失去这个团队是非常可惜的，这是一个很可贵的团队，它是中国较早、较完整做最底层复杂电路的团队，技术是强的。”

　　QDI停止做主板后，周浩强一直在做收尾的工作，几乎是最后一个走的人。而此时，联想台式研发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正是求贤若渴。周浩强的回归，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我觉得我的职业生涯一直比较顺，这跟早年在技术方面积累的reputation（声誉）不无关系。”周浩强叙述的语气很淡然，他边走边擦汗，从容、自信、绝不谦虚。“人的信用是靠累积出来的，不是靠一时表现出来的。”

　　2017年TUV认证颁发仪式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特性和长板，我就是喜欢琢磨产品。但是，我这个人的情商比较低，就是被同事们笑话为‘老板夹菜你转桌’的那种。”

　　周浩强说“但是”以后，接连讲了好几个段子，其中一个是，“有一个财年，新换了一个老板，第一次做staff meeting（内部沟通会议之一种，上级和直接汇报给他的人一起），我居然没有去会议室现场开，我一直在实验室里面鼓捣儿，到点儿了我就在实验室里打开了视频。别人都去了，就我一个人在实验里拨号上去的。”说到此处，手机的那头传来周浩强的一阵尬笑，“后来有人告诉我——老板可生气了。”

　　“我曾经是汇报给老贾（贾朝辉）的，确实那一整年我也没有主动去找他one-on-one（上下级一对一面谈）过一次。别人都是一个月一次，我一年下来都没去。”

　　“现在回想起来，这确实是我职业生涯里的一个大问题，完全不是要炫耀，而是我一直在反思。作为一个中层管理者，对上和对下的沟通都很重要，只有沟通清楚，方向和目标一致，才能确保团队高效运作，达成预期成果。”

　　周浩强就是那种骨子里对底层技术特别膜拜的人，不长于和人打交道。

　　2016年在台式NPI实验室

　　“联想是个很不错的公司，在联想的经历让我很受益，联想也能够成就更多的事情，我非常珍视这段经历。现在回想起来，联想的文化和组织形式还是很了不起的，不用哈着领导，有好的想法，有很强的团队支持，就能做成一些事情。想想，这是我的幸运。”

　　“离开联想之后，才感受到团队的重要。年纪越大，越发现这是个问题。年轻时，你可以加班加点地去做事，亲历亲为，自己动手总感觉比别人做得好，而且快。但现在就不可能了，神经元数量减少那是必然的，但其实你有了更宽的视野，本可以做更大、更远的事情，你只是需要有人帮你。”

　　“我经常思考未来身体状况不允许了，要如何延续自己的职业生涯？其实脑子不坏掉之前总是要不停转的，需要把人脑里存储的信息喂给AI、喂给年轻人。以什么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一起做事。”

　　我觉得周浩强考虑的这一点很有意义，关乎长寿时代如何进行代际传承与协同，不跟年轻人抢饭吃、人机协同，让自己持续有价值。但他对自己的反思则可能过于严苛了，实际上，在联想期间，周浩强不仅是技术、人品，管理方面的口碑也是相当好的。

　　台式电脑的研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多个关键点，从前期的市场调研，了解目标用户的需求、市场趋势和竞争对手的产品特性开始，到需求分析，确定产品的功能、性能和用户体验。

　　作为硬件设计方面的专家，周浩强要带着团队根据性能需求，选择合适的CPU，设计主板以适配选定的CPU和其他硬件，包括配置内存、选择硬盘、选择显卡和电源、设计散热方案等。

　　此外，还有软件，操作系统、驱动程序、用户界面和交互逻辑。之后将所有硬件和软件组件集成到一个系统中，并进行调试、性能测试和优化，还要做安全性和稳定性、可靠性测试，考虑未来可能的升级需求——针对商业客户可扩展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面向市场的产品，还要符合所有相关的行业标准、不同地区的法规要求，既要考虑环境、环保因素，又要考虑零部件的采购、后续维护升级，以及对于一个市场化企业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cost control（成本控制），没有价格竞争力就没有市场，没有利润企业经营就无以为继。

　　一个产品定型定义定价后，还要在上市前准备好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制定市场推广的策略，包括渠道、促销活动和广告宣传。

　　以上种种，都不是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企业能够完成的。

　　2009年台式事业部管理团队合影

　　企业里的研发人员要做的不仅仅是研发，他们需要跨学科合作，工程师、设计师和技术支持、营销人员共同努力，才能把一个产品从概念变成客户可选用的一件商品。联想台式电脑能够持续领先，研发功不可没。

　　“2009年以后，我开始尝试做PC以外的产品。当时特别想做一个会议系统，因为总是开会。联想的研发体系本身是“全球金三角”，而我又base在深圳的研发中心，出差实在是太多了。如果线上会议也能有线下沟通的效率和交互，那该有多好啊！”

　　联想研发金三角分别位于中国北京、日本大和以及美国的罗利，北研拥有强大的研发团队和创新能力，日本大和研发中心则以精益求精的工艺和设计而著称，而罗利是原来IBM PC研发的大本营，在战略性技术创新和架构设计方面能力突出，不同的特色和优势形成了协同互补的全球研发布局。

　　而周浩强所在的深圳研发中心，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联想扎根于此已有30多年。深圳这块热土上成长起来了腾讯、华为、大疆、比亚迪等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还有年交易额约2000亿元的“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一米柜台”是深圳梦的符号。

　　作为一个深圳人，周浩强从未想过要离开这里去北京，更不会去美国，他从未想过要“润出去”。深圳让他看到丰富、鲜活、灵动的海量应用需求。

　　“那时，我们做了一个明星产品，叫Tiny，号称业界最小的商用台式机，这产品算是比较成功的，现在一年应该能卖两百多万台了吧。”

　　“那段时间一直想着怎么扩展Tiny的应用，其中一个就是做会议系统。”

　　“记得一次出差去美国，在飞机上睡不着，拿起笔开始画，画出想象中的基于Tiny的一个会议终端的图，越看越喜欢。一落地美国，我就碰到营销的同事Shaymus——一个中文说得很溜的马来西亚哥们儿，我迫不及待地把图给他看，口沫横飞地讲着这产品如何如何。Shaymus当时的反馈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他还拉着我去问了几个美国同事的意见。”

　　“回到国内，团队也特别给力，纸板模型、3D打印、working sample（可工作的样品），很快就出来原型了。这个项目成为了我们第一个会议终端产品，ThinkSmart Hub 500，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小的业务单元了。”

　　灵感的偶然，皆来自于日思夜想的创新。周浩强负责台式的阶段，扩展了做主板时的思路，把主机作为一个平台去思考，他一直沿着这条线寻求创新和突破。

　　“基于Tiny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迭代方向，就是做类似工控的应用，开拓新的使用场景。我记得那时前端的人告诉我，说澳大利亚有关城市的警察局，因为Tiny足够小，他们就把电脑直接安装到警车上。”

　　“当时中国区有个商机，上海有家公司要做那种自动贩卖机，找联想买工作站。但谈下来发现工作站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太贵了，而这个小家伙稍作改进其实从算力上看是足够的，于是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跟他们合作，很快就把原型机做出来了。”

　　“当然，随着算法的改进和自动贩卖机的大量普及，PC以外还有更便宜简单的选择，这个客户也就是早期开发和试运行阶段用了一些Tiny，上量后就改其他方案了。但对于当时的情况，这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和尝试，挺好玩的。”

　　好玩、有趣、非常有意思，是周浩强的高频词。

　　2018年参与PG直播；2020年担任联想小强创业大赛决赛评委

　　“2008年回到联想，我一直在化冰手下，他给了我相对的独立性，只要把既定的任务交付好，就没有太多的约束。我尝试过好多好玩的，也能获得端到端的资源支持。

　　我喜欢那种氛围，研发人员特别敢说话、能说话，各条线上专业化工程师的声音可以被听到。”

　　那是国际化之初，周浩强当时比较难的是如何让美国、日本的同事认可中国研发团队的技术水平、如何赢得他们的信任与尊重，避免来来回回的无效沟通。

　　“建立信任关系其实也没那么难，先要理解对方、尊重对方。”

　　“要知道人家的优势，人家是有心理优越感的，毕竟电脑都是人家发明的嘛。”

　　“有一年，我汇报给一个美国VP，老板第一次和我做one-on-one时，似乎有些不屑。我就给他讲去年做了哪些研发工作，今年哪些要开始产品化，明年什么要量产，等我讲完了之后，他的认知变了，态度自然也就不一样了。他甚至理解到了我们在哪些方面做得比日本团队好。你上来要和他好好讲，用研发的语言、研发的思路。”

　　“我那段时间还有一个观察，老美他们刚被并购过来，内心是有天然的那种傲慢、不服，同时这些人其实也挺怕的，他们听说的中国人都是弯弯绕的，所以他们那会儿不管是写邮件还是开会，都会先给你绕一大堆圈子。其实我们联想人早就完成了职业化训练，已经很直接了，我们工作起来肯定是不来虚的，都是一二三点、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很直接了，老外同事还在猜你。”

　　“欧美团队、日本团队里都有一些五、六十岁，在企业里打拼三十年的老资格，人家看我们是一群‘小P孩儿’也正常啊。你再端着拿着、交流时含含糊糊讲不清楚，谁知道你是笨还是坏呀？”

　　深以为然。不管是东西方企业之间还是其他情况下的并购、合作，都不要轻易地归结为文化问题。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一个沟通问题、信任问题。

　　国际化期间，柳总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提到，“在企业内部，东西方文化差异远小于好人和坏人之间差异。企业员工的共同愿景都是为了让这个公司有好的发展，个人能够‘活儿少钱多离家近’。”大意是这样的一段话，翻译过去，各国员工爆笑一堂。

　　“我带过深圳、北京和罗利的团队，没有直接带过日本的。团队确实有异差，但是各有所长。”

　　周浩强在台研时的管理范围有五六百人，算上外包七百人了。

　　2017年联想新财年第一天

　　“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工程师在架构设计上的能力比中国工程师略强，这是教育方式不同的结果。而且他们是用着IBM机器长大的，确实比我们更熟产品、更懂客户，有一整套的用户习惯，并且PC核心部件的上游Intel、微软主要在美国，这一点确实也是人家的优势。

　　日本团队总的来说年龄偏高，资深、单个儿的老工程师确实很有经验，工作做得细，匠人匠心是有的。但他们的文档真的不如我们，经验传承不如我们，创新上也略显保守。

　　联想研发的文档做得很好，出个问题就会马上复盘、达成共识、把原因记录清楚，而且是动态review的（意为及时更新）。这一点很重要，确保经验能得到传承，知识能得到积累，年轻的工程师跟着这些文档走也能很快地胜任工作。”

　　“平心而论，我认为联想的研发还是挺强的，产品上到几千万的量级，供应到全球一百多个国家，随便出点儿什么问题都是高昂的服务成本，做这样的产品是很不容易的。更可贵的是还能坚持创新，联想的创新不仅体现在产品上，同时也体现在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厂商一起创新，包括很多核心部件和IC（集成电路）的创新。”

　　“当然，这些外界知道得都比较少。”

　　“不谦虚地说，中国研发人员的单兵能力不比任何国家的差，甚至还要强，关键是组织形式是否能激发他们的能力。另外，还要有长期的投入，要允许失败。”

　　“我比较看不惯的是做一个创新之前，为了申请费用要写大量的PPT，在内部就搞得跟路演一样。而辛辛苦苦把产品做出来了，领导们只是在展台前看一两分钟。”

　　周浩强的研发理想国，是人际关系简单、彼此平等、信任、协作，有一些机动灵活的资金，允许尝试做一些小东西。“我希望对于前瞻一点的概念性产品，领导们能够作为用户拿回去认真地试用几天，之后给一些专业性的反馈。”

　　他清楚地知道，根本的改变需要经历几代人、需要更多元的文化融合衍进，需要一个个人、一个个组织更多自我迭代的勇气。

　　2018年在Innovation Festival创新论坛上主讲

　　“我记得化冰刚转去服务器团队时，第一个项目我是产品开发的头儿，结果有一个测试没做好。对技术我们是有信心的，只是会delay（延期），需要寻求support（支持）。从规则上讲，美国老板这一关是肯定通不过的。”

　　“那天电话会的时间很晚，之前我被安排了个应酬，喝了点儿酒。表决之前，我从来没有那么solo地讲了一大段英文（大意是一个人慷慨演说），讲了好几分钟，美国那个本该最后投票的project engineer（项目工程师）忽然就先开口了，‘我同意Anthony（周浩强的英文名）说的，这只是一个流程的问题，我们要给一个全新的团队全新的鼓励。’结果所有人都say yes了，全票通过。”

　　“那时不是用Sametime吗？（IBM开发的一款办公用的即时通讯平台）一散会，好几个人发信息来问我是不是喝了。”

　　“说到底，没那么多的文化冲突，你要真诚、直接地让别人知道你的意图首先是对他们没有害的，然后还可能是对他们有利的，这样你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支持。”

　　“如果不能坦诚沟通，我宁可不说话，我不想躲躲闪闪、暗戳戳地做人。”

　　在和海外团队沟通的过程，有一件事周浩强认为他做得还不错的，那就是整合美国的workstation开发团队。

　　Workstation，工作站，是应用于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金融分析、软件开发等专业领域的高性能计算机系统。

　　与普通台式电脑相比，它使用的是多核或多处理器、算力更强；显卡会配备高性能的图形处理单元（GPU），能进行3D建模、图形设计、视频编辑和其他图形密集型任务；内存支持更多的RAM，需要处理大型数据集和复杂的应用程序；固态硬盘（SSD）或高速硬盘，可提供高速的数据读写……

　　产品设计上要满足各种专业软件的需要，比如CAD、图形设计、科学计算和数据分析工具等等，可扩展性、可靠性、稳定性、安全性的要求更高，也需要更高分辨率的显示器。这种商用产品对定制化、专业技术支持的要求都很高。

　　“当时的目标是要把开发工作转移到国内，美国团队怎么安排是个问题。考虑到workstation这个产品中包含了大量的专业应用软件，市场和客户也大部分在北美、欧洲。美国人的优势是什么？就在于更懂行业大客户。我知道这个团队的价值，我更倾向于把他们留下来，作为产品的架构设计以及核心客户的售前方案沟通，对业务也许会有很大的帮助，毕竟他们更熟悉客户，更熟悉产品的应用，和客户、上游的沟通也确实比我们有优势。方案得到老板的支持后，我们小心翼翼地跟美国团队沟通，尽管有顾虑，但他们还是欣然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