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辩保“6” 6位经济学家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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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再辩保“6” 6位经济学家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长

　　围绕着保“6”这一主题，中国经济学界近日展开了大讨论，此次新京报再次邀请多位经济学家就多个话题展开了探讨。

　　中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到底是多少？政策还有多大空间？徐高和王勇都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在需求而不在供给，要实施扩张政策。陆挺则表示，政府应该珍惜已经不大的政策空间，用市场化改革的方法去稳定乃至提升经济增长潜力，而不是短期的刺激。

　　余永定此前提出，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重点依然是基础设施投资。这是否可行？陆挺认为，目前资本回报率在持续下降中。但王勇认为，中国的基建投资不只是以往的“铁公基”，还有很大的空间。尽量减少低效率投资很难，但不能因噎废食。

　　近年来，不少人提出，人口红利的消失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行。那么，老龄化到底是影响中国经济的快变量还是慢变量？殷剑峰认为，人口老龄化这一慢变量正在变成快变量。陆挺表示，虽然老龄化是慢变量，但未来十年变化会更大。

　　对于改革与增长的关系，徐高和罗志恒都认为，不能把促改革与稳增长对立起来。“以改革的名义来淡化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来否定改革。”徐高说。此外，对于提振民企信心，多位经济学家都认为，关键在于政策要保持一致性，不能变来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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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到底是多少？

　　徐高：有人以潜在增速水平下降来论证我国应该放任经济增长的下滑，这是将西方经济学的概念硬套在中国而得出的误读。所谓潜在增长水平，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不会带来如物价加速上升这样的副作用的增长水平。在西方经济学中，潜在增长水平代表的是经济增长的潜力，是经济中资源充分运用而实现的增长水平。如果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下降了，那就是经济的供给能力增速下降了，宏观政策对这样的增长放缓无能为力，只能放任。这也是有人认为我国应该放任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潜在增长水平这个概念本身没什么问题，问题出在把这个概念盲目套用到中国经济上。事实上，观察中国经济可以得到两点重要的结论。

　　第一，中国经济实际增长水平长期低于潜在增长水平。而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认为，经济一定围绕潜在经济增长水平运动，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不能长期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这是因为主流宏观经济学不相信市场在长期都不能达成资源的有效配置。但中国经济仍然处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并非资源配置的唯一决定因素。比如，种种因素导致了在我国的收入分配中，消费者部门获得的份额偏低，而消费者之外的部门获得的份额过高。在这些扭曲因素的影响之下，我国长期处在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状况下，经济增长水平长期未达到其最大可能。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增长水平长期运行在潜在经济增速之下。

　　这一点结论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如果相信经济增长会围绕潜在增长水平运动，那么过去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减速就一定会被解读为潜在增长水平的下降所致。但我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低于潜在增长水平，就不能用增长速度的下降来论证潜在增长水平下降，更不能因此而认为应该放任经济增长的下滑。

　　第二，从数据上也能清晰看出中国当前增长的约束在需求而不在供给。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GDP真实增速与通胀明显负相关——这是经济处在需求约束下的明证（需求引发的经济波动是价量同涨同落）。需求约束下，经济长期运行在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之下时，宏观政策会体现出“乘数效应”——一块钱政府开支的扩张能带动几块钱总需求和总产出的扩张。同样，需求的萎缩（不管是政府的需求还是民间的需求）也会有“乘数”效应，带来更大幅度的总需求的萎缩。此时，如果政府放任经济下滑，经济中向衰退方向的自我强化之恶性循环会被开启，经济状况将会恶化至大规模企业倒闭、大规模工人失业的境地。

　　因此，要正确理解西方经济学概念的内涵，不能将其盲目套用到中国经济身上。对中国这么一个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增长潜力并非充分发挥的经济体来说，宏观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大有可为。此时不能再实施紧缩的宏观政策，而是需要持续刺激需求，推动经济增长。

　　陆挺：这次有关保六的辩论触发了新一轮有关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讨论。有关我国潜在经济增速的估算，学界有各种方法和结果，但受限于数据质量和各种不确定性，最后的结论很难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2015至2017年，大规模实行刺激政策，前置了很多需求，比如，汽车购置税减半前置了汽车的需求。2015年至2017年的宽松政策类似一个难得的政策实验，在全球经济同振复苏和我国大规模需求刺激的背景之下，我国在2016年至2017年的实际GDP增速分别为6.7%和6.8%，表明当时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应该在6.8%以下。

　　第二，我们还要区分开潜在经济增速与潜在的潜在经济增速。潜在经济增速指的是当下的潜在增长速度，就是给定现在各种制度条件和资源约束，经济比较合理的增长速度，不存在经济“过热”和“过冷”的情况。潜在的潜在经济增速指的是，通过ABCD等措施的长期改革，中国经济的很多潜力被挖掘出来而达到的一种经济增速。如果两者不进行区分，把潜在的潜在经济增速当作是潜在经济增速，会带来政策决策的失误。比如中国通过长期改革才能实现的潜在的潜在经济增速是7%，现在实际增速是5%，如果认为7%是潜在经济增速而采取一定的财政货币政策，实际上这是“看错病”了——应该用市场化改革的方法去稳定乃至提升经济增长潜力，而不是短期的刺激。

　　第三，林毅夫老师此前有观点认为，如果中国进行一系列的改革，经济还有20年以8%幅度的高速增长时期，并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经验作为论据。我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例子是二战以后除了能源国家以外最成功的从发展中经济体转变到发达经济体的例子。但我们也要看到，过去100年或二战以后，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后来并没有成为日本、韩国那样的发达经济体。作为中国人，我也希望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中高速增长，但这中间是有很多前提条件的。满足这些前提条件，靠的是制度的改变，而不是在短期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一定要去达到8%、7%或6%的经济增速。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一些问题，比如：扩张的货币、财政政策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中国现有的金融风险有多大？

　　最后，不少观点认为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尤其是过去十年来我国的宏观问题都是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过于教条——不能正视过去十年GDP增速节节下行的客观事实。这种建立在通胀水平较低和所谓的产能过剩之上的观点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忽视了物价指数本身的严重缺陷和过去十年中全球原油价格和电商发展等因素对物价指数的影响。二是错将局部领域的产能过剩当做整体性的严重需求不足。实际上，除了几个遭遇明显的需求冲击的特殊时段外，部分领域的严重产能过剩不仅不是潜在增速高于实际增速的证据，反而表明我国潜在增速由于资源错配和投资效率降低而不断下行。

　　王勇：从人均GDP而非总量GDP规模来看，中国经济离世界前沿还存在巨大差距，因此还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我国市场存在很多扭曲的现象，还存在巨大的技术模仿空间，在很多地区劳动力成本依旧低廉，而且制度和政策存在改善的空间，所以我们的后来者优势并非已经枯竭，经济增长潜力目前应该仍然超过6%。当然我们要达到这个潜在增速需要做很多事情，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力不够。如果在目前的发展阶段，让公众与决策者都形成一种普遍性的中国增速低于6%的预期，那么很有可能会导致社会投资与消费信心不足，让悲观的预期自我实现。

　　焦点2

　　政策还有多大空间？

　　陆挺：对政府而言，在制定执行逆周期调节时，确实面临不少制约因素。我们已经习惯认为还有相当大的政策调控空间，但实际上，过去十年中连续三轮的刺激已经把政策空间用掉了绝大部分。

　　从经常项目盈余看，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已经变得很小，如果要刺激，一般情况下都会出现逆差，只有两种办法弥补：消耗外汇储备或增加外债，但实际上这两个办法都已经用上了。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非常接近3万亿元的红线了，我们既要扩张，又要守住红线，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外债。但中资企业的美元债已经从2014年的2000多亿美元上升到了将近9000亿美元。此外，投资回报率大幅降低是约束信贷扩张的另一重要因素。

　　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逆周期调节政策确实有必要，政府应该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还在下行，潜在增速目前可能已经在6以下。政府应该珍惜已经不大的政策空间，慎用宽松政策，用好宽松政策。尊重经济规律，将提高政府投资效率放在制定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位置。在执行宽松政策的同时需真正推动以市场化为核心的结构性改革，这样才能减缓潜在经济增速的下行。

　　罗志恒：当前经济形势下，不能把正常的逆周期调节等同于放水刺激，也不能把逆周期调节同改革对立起来。“保6”不是保某个具体的数值，而是保信心和预期。这就需要财政、货币、汇率政策协同发力，且财政政策优于货币政策。

　　从短期经济形势看，在货币政策效果有限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应承担更大责任，且财政政策是结构性政策，可以解决货币政策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建议2020年财政政策更积极，上调赤字率和专项债发行规模，赤字和专项债达到两个“3万亿”，支持减税和基建。此外，要优化减税降费方式，从当前主要针对增值税的减税格局转为降低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提升企业获得感。2019年中国政府推出了2万亿元减税降费计划，预计全年减税规模将达到2.3万亿元。但减税效果有待加强，因为减增值税可能存在两个问题：减增值税可以降低整个社会的成本，但并不能减少单个企业的成本，增值税的减少并不能直接改善企业的利润；同时，减增值税存在二次分配效应，减税的利益被上游企业或者国有企业拿走较多。

　　货币政策方面，当前的形势是通缩而非通胀，猪价上行更多是供给不足导致的，而非总需求过热，不应掣肘货币政策。该降准降准，该降息降息，通过小幅、高频、改革的方式降息，引导实际利率下行；疏通利率传导机制，改善流动性分层，提高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在贷款中的比重。

　　王勇：从需求不足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应该实行扩张政策。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使用了包括后来的四万亿投资在内的一系列刺激政策，以提振总需求。根据模型分析，如果是总需求不足导致相对衰退，那么价格下降；而如果是总供给不足导致，则价格应该上升。我们过去10年现实中主要面临的是通缩压力而非通胀压力，这说明我们主要问题在于总需求的不足，而且实际产出应该低于自然产出，否则四万亿等一系列扩张性刺激政策应该带来通胀而不是通缩。我们更不应该在需要扩张性政策时反而执行紧缩性的顺周期政策。

　　此外，对于小国来说，世界的需求是外生给定的，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外需是内生的。因此，我们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不只是通过教科书模型上的通过国内市场来驱动政策发挥作用，还应该同时考虑对国际市场的影响转而带给中国经济的正面影响。比如，中国实施“一带一路”计划，如果效果好，就能够使得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提高，进而也可以提高中国的外需，同样可以产生经济的“乘数效应”。我们需要有大国思维，有更长期的考虑，跳出已有教科书模型，考虑财政政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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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建投资还有多大空间？

　　陆挺：对于基建投资，我们要面对一个问题——不断下行的投资回报率。可以通过模型估算，使用各种各样的投资回报率，中国现在的投资回报率确实还比较高，尤其是考虑外部整体效应。但客观上要看，过去几年中国确实面临一个问题：投资回报率在下行。过去十年我国的固定投资占GDP的比例（投资率）稳定在43%到48%之间，实际和名义GDP增速却不断下滑。在投资率较为稳定的情况下，不断下行的经济增速反射出资本回报率的持续下降。

　　资本回报率下行带来以下几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潜在经济增长下降；其次金融资产尤其是银行资产质量的下跌，以宽松货币政策为基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刺激效果减弱，并可能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缩小了下一轮政府扩张性政策的空间；最后是导致经常项目恶化，间接增加金融风险，也会缩小未来政策空间。

　　王勇：估算投资回报率我们需要突破单部门模型的思维，既有回报率低的产业和项目，也有回报率高的产业和项目。即使是基础设施投资，我们在不少方面依旧存在短板。为什么我们一想到基础设施投资仍然只是“铁公基”？中国的基建投资不仅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铁公基”，在A（人工智能）B（区块链）C（云计算）D（大数据）等新兴产业上依然还有很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空间。

　　比如，随着创新重要性的提高和老龄化的到来，中国需要大力提升人力资本投资。但我们现在好的学校足够了吗、医院足够了吗、养老机构足够了吗、健康产业发展好了吗？与教育、健康、创新等人力资本相关的产业还存在巨大的不足。

　　实际上，随着旧的产业被淘汰，新的产业会不断出现，而且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很多新的产业并非需要自己创新，而是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这其中包含着巨大的投资需求。

　　当然，我们确实需要考虑防止浪费性基建的问题，需要有一套合理的机制保证在事前论证，事中监督和事后评估的流程尽量规范化、实质化、专业化。尽量减少低效率投资。正确估算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因为涉及公共品、耐用品、社会效益以及一般均衡效应，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很难，但别无他法，不能因噎废食。

　　焦点4

　　老龄化是慢变量还是快变量？

　　陆挺：在人口和就业方面，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最大的变量首先是农民工群体的变化。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2000年时中国农民工数量为7849万人，而到2010年为25278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1.9%，而此后的8年年均增长率仅有2.2%，2015-2018年间的年均增长率更是下降到了1.3%。这中间道理很简单，中国在高速工业化前有一个巨大的剩余劳动力人群，但这个人群的数量是较为固定的，是一次性的，并非取之不尽的。

　　农民工数量是一个快变量，中国的老龄化是一个慢变量。但即使老龄化作为慢变量，和其他国家相比，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21年间有些也有较大变化，未来十年变化会更大。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和经济发展，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在过去几十年发生很大变化，比如说0-14岁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82年的33.6%被腰斩到2010年的16.6%，只用了28年时间。这个数字说明什么呢？同2002年相比，中国20-34岁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到2030年下降一半，到16%左右。我们难道不应该认真考虑未来十年年轻人口占比快速下行这个事实吗？

　　殷剑峰：2010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跌破10%，2012年之后继续下滑。为什么经济增速持续下滑？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很大，增速自然会下滑，这是经济学外行的“规模论”。决定经济增速收敛的是人均GDP，人均GDP越高，经济增速越慢。比较日本、韩国经济增速进入“6时代”时，两个国家的人均GDP分别为19328美元、12652美元，而中国这一数据是7755美元。从城市化率的数据看，韩国、日本在经济进入“6时代”时，城市化率的数据分别为73%、79%，而中国这一数据是59%。为什么中国在人均GDP这么低、城市化尚未完成的时候就进入“6时代”，甚至很快进入“5时代”？从老年抚养比来看，韩国、日本在经济进入“6时代”时的数据分别为10%、9%，而中国这一数据是15%。

　　在西方经济学界，有个热门的话题——长期停滞（潜在增长率下滑），而长期停滞这一现象的核心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1938年，美国经济研究会（AEA）主席Alvin Hansen指出，大萧条开启了一个持久失业和经济停滞的时代。2013年，美国财政部原部长Lawrence Summers提出，2008年全球危机是长期停滞的开端，持久高失业、总需求不足、零利率甚至负利率。2015年，Barry Eichengreen提出长期停滞的几个因素：第一，意愿储蓄上升，意愿投资下降；第二，人口老龄化；第三，技术进步停滞。

　　其中，日本是发达经济体陷入长期停滞的代表国家。2019年，Lawrence Summers表示，发达经济体都在面临日本当年面临的问题——长期停滞。

　　日本经济增速从1964年跌到10%以下，仅用7年（1971年）就进入“6时代”，然后迅速进入“5时代”、“4时代”和“3时代”。1990年泡沫危机后，增速降低到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之下，陷入“长期停滞”。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原因是总需求不足，关键是投资需求不足。在总需求中，萎缩程度最大的是资本形成。也就是说，从总需求看，长期停滞的典型特征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投资需求不足的关键因素在于MPK：经济增长=MPK×投资率。决定MPK的因素：第一，人口结构，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第二，技术进步；第三，存量资本的配置效率。其中，人口结构对后两者又有内生性的影响，老龄化是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关键因素。

　　回到中国，为什么2010年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跌破10%，2012年后继续快速下滑？这是因为与日本当年一样，因为影响中国经济的MPK和投资率同时下滑。也是在2010年，中国迎来了人口拐点——在人口红利时期，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三高”增长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在2010年后，随着老龄化时代的来临，储蓄率、投资率、潜在经济增长率均开始下降。如果把日本1960-2018年的老年抚养比与中国1992-2018年的老年抚养比做一个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的数据与日本1960-1986年的数据高度吻合。如果根据日本1986年以后的数据预测中国2019年后的情形，恐怕未来中国的老年抚养比会迅速上升。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这一慢变量正在变成快变量，其直接和突出的表现就是2010年后MPK和投资率的快速、持续下滑。

　　应对老龄化需要采取“三支箭”的政策组合：其一，基于中央财政、而非地方财政的扩张财政政策，通过国债发行增加财政支出，而财政支出需要投向与“人”尤其是“年轻人”相关的领域，包括提高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和鼓励生育的措施——最简单比如说就是生育一个孩子奖励10万元，而不是用财政支出去搞大规模基建、甚至浪费财力的各种运动会展览会；其二，配合财政扩张的货币政策，以国债作为吞吐基础货币的主要工具，增加央行的国债持有量；其三是加快结构改革，真正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

　　王勇：我个人认为生育率应该马上立刻彻底放开，一胎化的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越来越强。我看不到任何一条站得住的理由在现在还要控制我国的生育率。如果非要进行歧视性的人口政策，我也认为只是要在贫困地区，尤其是重男轻女思想比较严重的贫穷地区，重点宣传一下养孩子的客观成本以及对孩子教育的重要性，父母陪同孩子的重要性，不要不负责任地乱生。城市化、民工、留守儿童的问题需要特别关注。放开生育率以后，还将会有利于提升短期与长期的消费需求。

　　焦点5

　　如何看改革与稳增长的关系？

　　徐高：现在中国经济学界有一个不好的倾向——把改革和稳增长对立起来。在过去，改革是一个神圣的词汇，代表着美好的未来。但现在一提到改革，就好像我们不会再有高增长了，把改革变成了一个负面的词汇。这正在损害改革的声誉。改革当然要改。改革是为了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但如果经济增长都没有了，还谈什么高质量。我们国家能有现在的国际地位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是来自于改革开放后持续40年的高速增长。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还远远没有实现，此时以改革的名义来淡化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来否定改革。

　　管涛：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看，稳增长和促改革并不是0和1的关系，并不是有你无我的关系。从会议公告可以看出，还是坚持“稳”字当头，但强调的是如何实现“稳”，是通过强刺激来“稳”，还是通过改革和调整的方式来“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是，要把宏观调控贯彻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通过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来激发主体的活力。也就是说，面对当下的经济形势，肯定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只不过不再是过去那种传统的方法——把改革放到一边，先通过财政、货币等手段进行刺激。如果继续走“老路”的话，结构性问题会越堆积越多。

　　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我认为，总体上我们政府的干预还是太多了，发挥市场作用的成分有点少。因此，我们要避免在稳增长中走回头路。

　　王勇：为保6增长，正确的短期宏观政策与促进中长期发展的制度改革并不矛盾，甚至是相辅相成，正向激励的。

　　比如，我的研究发现，僵尸企业在各自行业的所有企业数目中所占比重，上游产业最高、下游产业最低，这在逻辑上进一步印证了我与我的合作者在2012年提出中国的“垂直结构”问题，即上游核心产业国企垄断，下游产业民营主导并开放的结构性问题。改革的方式就是要打破那些与国防战略安全并无实质关联的上游产业的行政垄断，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更加充分地竞争，这样才能优化上游产业的效率，进而通过投入-产出表的产业关联，有利于促进下游产业的发展和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再比如，随着我国“领先型”、“换道超车型”、“战略型”这三大类的产业比重越来越高，自主研发与创新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与日俱增，而我们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创新人才培养、高质量的基础教育、落后地区的义务教育的普及等方面仍旧非常落后，需要大力进行制度性改革与大量追加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是回报率最长、折旧率最低、最能增加幸福感的扩张性政策，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包括学校教育、职业培训与文化艺术旅游产业的发展，还包括在医疗、体育、养老等产业上的健康投资。

　　焦点6

　　如何提振企业家信心？

　　管涛：我认为，提振企业家信心的关键并不在于政府是否实行刺激政策，更重要的是，任何政府的政策不要反复无常、变来变去，不要一会儿热一会儿冷。比如，在中国经济要稳增长的时候，政府机构一哄而上，抢着给企业送温暖。但一说要收缩调控政策，开始对企业实行“一刀切”。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猪肉价格问题都是这方面的典型表现。

　　对于当下的经济形势采取的政策同样如此。中央提出，鉴于风险点、不确定性较多，要做好动态评估和预案。面对当下经济形势，要采取什么政策、要得到什么政策目标、要做哪些牺牲？——要随时评估这个过程，并随之调整政策力度，这样的话才能保持政策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才能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如果政策老是变来变去，肯定也是不行的。

　　罗志恒：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重要原因是民营企业家精神和地方政府企业家精神受到抑制，尤其是企业家信心的下降。近年来，去杠杆、去产能、加强环保等改革和政策的大方向都是好的，初衷也是好的，但是执行中却误伤了民企，出现了信用分层、融资歧视等情况，使得企业家的信心和预期不稳，不愿意扩大投资。2018年上半年政策相对较紧，下半年提出“六稳”，政策转松，2019年一季度经济短暂企稳后政策转为偏紧，年中开始政策又宽松。总之，我们当前亟须加强政策的可预期性同时避免摆动太大、强化政府的法治与契约精神、落实所有制中性，真正让民企安心，提振其信心。

责任编辑：张国帅